首页 -> 2006年第17期
论《红楼梦》折射出的哲学理念
作者：杨实和
先秦的中国人，有范神尊神意识。两派人的有浓厚的宿命论意识。隋唐人渐信佛，两宋儒又有大幅度回归，“程朱理学”是发展的儒学，有根的继承性和发展性。“发展”是个中性词，理学的“灭人欲”就是背人性而驰的。明清又渗进了心学。曹雪芹对命运多舛，而宿命化苦痛，与另一个伟大的文化名人——司马迁实现了信仰上的暗合。“宿命论”是曹雪芹较坚固的意识。其余，儒不纯，道而真，佛不笃。中国因儒而自强不息，哲学垄断、哲学保护主义，又因儒而排自然科学，而排外来新生事物。中国因道学而学会了尊重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但好景不长。不过道学乃至道教确实拯救许多中国哲人、中国大诗人的精神于“迫害佛家教哲学消化狂者”。笔者认为：曹雪芹冷视儒学，根因是在他看出儒学的实用性与功利性的兼容性，还没有上升到至理哲学的高度，因而受儒陶冶的士人，求学易囿于苦惓，求业易近乎痴狂，而功成名就后，又多人格变异，即科举易生书蠹，仕宦倒多生辱没先哲的小人、恶人。中国儒学，一直以学说的范畴发生着、发展着、被解说着、被尊奉着，而不像道家学说而宗教化。儒学的非宗教化，不知是中国人的福音，还是憾事。因为是虚拟，就很难凭依事实得出结论。只想，儒学理论化，造就了中国人求实的治学风格，务实的人生态度，多了河洛人的现实性，少了宗教教义的浪漫性。也正因为于此，儒学取士的利弊往往各半。护儒者有之、牾逆儒者有之，帽儒而专横专淫专荡者更有之。因这儒学没有了神灵的跟踪教诲，也没有神魔的惩戒和惧恐，于是乎，为所欲为，有恃无恐。曹雪芹借主人公贾宝玉的信奉和人生轨迹，释说了自己对儒学的矛盾理念。奇怪的是，曹雪芹似乎偏重道教，小说不时总有道教的因素线穿其中，好像不多吸纳道家学说的文化理念，那“一道”俨然就是神化后的老子，道法无边，在人间之外飞来飞去，又时在人间之中，释玄解玄又常生玄。反映在贾宝玉身上，似乎有一种被误解的“无为”，“无为”者，遵循自然规律、社会规律而不强行为之也，“无为”，其实是无所不为。对贾宝玉的生与去，又有道教化的仙化色彩。而对于违道教，比如马道婆的猥琐害人行为，直露鄙夷的情感的。再说佛，佛在轮回，佛在因果报应，佛在心中。曹学芹对佛教的信仰也呈现矛盾的心态，正是这种矛盾的心态，因而并没有缓解作者的人生痛苦、爱情苦楚。贾宝玉完成了一个轮回，最后回到大荒山，体从了佛，就算是对佛的皈依吧，然而，既然是信仰，应按排贾宝玉的灵性的东西入佛，事实上贾宝玉不是虔诚的信佛者,仅躯壳入佛，岂不是对于佛的不诚和信仰的“形式主义”？其他的“金陵十二钗”，还有副钗、再副钗，无论生前是善是恶，还是善恶兼有，都是一个回归，且报应得体、公正。令人思索的是，在“一僧一道”中，道的作用明显占了僧的上风，而贾府的僧尼，多是心不净身不净的杂念之徒。依于斯，笔者完全可以认为，在曹雪芹的理念中，有尊本土的道教胜于泊来品的佛教的一面。且对伪道士，伪僧尼表现出了调侃、戏谑、直至憎恶。即便是作者喜爱、同情的妙玉，也是尘缘未尽，造做使人闲而结局陷泥淖。中国有多种宗教信仰，往往都滑于没有宗教信仰。上古表现为对泛神的敬畏而尊奉，因过于泛而宽若无。古代信天、信人皇，表现出的“六人合一”的理念。到了将道家学说神灵化、宗教化，汉初人信奉了一阵，还是学说性质的治国理念。只因道家学说被儒家官宦挤到边缘后，出于无奈，加之自身的浪漫或解脱，方才宗教化。佛教传入后，渐成气候，佛道同行于中国土地上的现象形成了。《红楼梦》中死了人办道场，就是佛道同堂做法，今日的民间仍如此。信奉的二元性，不仅不能更好地生宗教的劝戒扬善效果，相反，倒使人动摇信奉的虔诚程度。
曹雪芹深知这一点，又苦于没有别的更崭新的精神追求，故在思想中总是自觉地支撑着自己的写作实践而呈现出矛盾的含混的宗教信仰。应指明，曹雪芹身上的儒学成份和儒士理解，只能停留在一种哲学追求。
综上结论，贾家的主子们之行为的矛盾性，源于作者的信仰追求的矛盾性。贾敬是进士而入仕；贾赦爵位在身而不拉弓习箭，只醉心经营着女人。贾政苦读经书而不曾科举，消受了皇恩做了官，做官不效，齐家是能。贾宝玉涅槃后跟上和尚走了，而柳湘莲痛定思痛后却跟道士走了。贾惜春为了尼，而为了尼的妙玉却春了心。
杨实和，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河南信阳职业技术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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