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1期

漂泊意识与萧红后期小说的创作

作者:李 军




  萧红《马伯乐》的创作构思早在她去香港之前就已经在酝酿,从《逃难》的何南生到在散文《放火者》中所表达的思想,“警报的笛子到处叫起,……街上什么也看不到,只看到跑。我想疯狂的日本刽子手们若看见这一刻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满足的吧,他们是何等可以骄傲呀!”在另一篇散文《无题》中,作者创作《马伯乐》的题旨就更分明了:“偏偏给我看到的生命力顶强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人家都说日本帝国主义野蛮,是兽类,是爬虫类,是没有血液的东西。完全荒毛的呀!”可见,让萧红担心的偏偏是敌人的凶悍,国民的消极退守与软弱无力。国民生命力的衰弱是萧红最痛心疾首的,其根源也是萧红一直要深究的。
  其实,萧红后期创作只是坚持“自我漂泊”的写作姿态,坚持忠实地书写最真切的人生感受,不为外界的主流话语所左右。萧红后期坚持“自我漂泊”的实质是追求生命个体自由发展的愿望,与生存环境中否定“自我”的力量相抗争,不断地从与“自我”对峙的现实环境出发,在寻找“诗意的栖居”的旅程中捍卫自己的尊严,体现自身价值的一种精神追求。这也是萧红最可贵的品质,也是萧红小说创作最独特的品质。萧红后期创作正是沿着《生死场》所创造的审美批判这一文学起点,对中国现代文化思想作进一步的开拓。只要我们从历史深度来把握《生死场》,也就不难理解后期《呼兰河传》、《马伯乐》、《小城三月》、《家族以外的人》等作品的深刻意图。其实,作者的后期创作是从不同地域视角来探究造成如此国民性及中国社会现实的原因及民族真正的出路。《生死场》是从乡村农民生活状态出发对国民性进行反思;《呼兰河传》的创作侧重点则转移到另一个更广、更具历史感的城镇视角反省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揭示呼兰河人最为普遍的悲剧——悲剧的主人丧失了悲剧感。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由农民麻木的生存状态转到集中批评小城镇人的精神状态——“集体无意识”,在文化反思的深度上无疑由生活的表层向深层的社会心理开掘;某种程度上又弥补了鲁迅国民性批判主题的小说仅以塑造单一人物形象的不足。而《马伯乐》则更进一步地发展了《呼兰河传》的主题,把后者的写实提高到象征的层面。作者已经从日常生活的不满上升到形而上的忧思,开始在哲理的高度上来反省国人的文化品格,可以说萧红后期创作对国民性的批判更加深化。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萧红正是基于她的漂泊意识以及所坚持的独立写作姿态,才使得她能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漂泊感受与作品的思想内涵相互交织,因袭发展,因而使得后期小说创作带有浓重的文化批判的意味。由此可见,萧红小说所达到的思想深度,并不是无意的、偶然的,而是作家深厚的情感体验与智性思考的产物。
  以上仅是从萧红小说内容的角度阐释了漂泊意识与萧红小说创作的关系,实际上漂泊意识不仅影响了她小说的内容,还对她小说独特的形式创造以及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产生了重要、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潭桂林,《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漂泊母题》,《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第161页。
  2、张秀珂,《回忆我的姐姐—萧红》,季红真编《萧萧落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9页。
  3、茅盾,《呼兰河传·序》载《萧红文集》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4、鲁迅,《生死场·序》载《生死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李军,女,江苏盐城纺织职业技术学院经贸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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