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1期
《文心雕龙》评论孔融和王粲的得与失
作者：陈春保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涌，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自然是指曹丕、曹植两兄弟以五言诗创作上的杰出成就成为当时诗坛的领军人物；王徐应刘并称是指四位在五言诗创作方面是代表作家。尽管此处对五言诗的概括并不全面，但王粲作为五言诗的代表作家是当之无愧的。接着《明诗》篇比较了四言和五言诗，并分析诗人之所长：“若夫四言正体，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便美则太冲公干。”刘勰称四言为正体，五言为流调，当是受挚虞《文章流别论》的影响而形成的历史偏见。《文心雕龙》范注引其中语句曰：“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各备曲折之体，而非音韵之正也。”以所谓“正”与“非正”的观点看待文学体式的嬗代，无视五言诗歌的优长，显然并非通达的文学史观。
撇开其中正体、流调之争，刘勰称王粲四言、五言兼善则是实情。读王粲的四言诗，我们可以体味到《诗经》的流风余韵，但在表现技巧上则无疑又有所推进。遗憾的是，王粲那些反映现实、艺术性又较强的五言诗，如《七哀诗》、《从军行》等并未引起刘勰的特别关注。从前引《文心雕龙·明诗》篇评价建安文学语句中可以看出，刘勰忽视的正是这方面的内容。这些反映社会动乱和战争的题材理应引起足够的重视。钟嵘在《诗品》中称《七哀诗》为“五言之警策”并非过誉。王粲躬逢盛世企盼有所作为，有着勃勃雄心和百折不挠、顽强进取的精神，这是建安时代精神的主流。因此“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所蕴涵的就不仅仅是“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的贵游生活以及各种各样的离情别绪，缺少了对此种建安时代精神的关注，则对建安文学的理解就难免失之偏颇。
王粲诗赋并称，以赋见长，这一点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认为王粲辞赋的成就不在张衡和蔡邕之下，评价非常高。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说：“及仲宣靡密，发端必遒。”指出王粲虑事周详，其赋作发篇简劲，往往用少许文字直接切入主题，或者是所赋之物的特征，或者是某种待抒的情感。如《鶡赋》：“惟鶡之为鸟，信才勇而劲武”；《登楼赋》：“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仲宣之赋大都如此，刘勰的看法是贴切的。但是比较两者对王粲的评价可以看到，曹丕直指王粲之不足，而刘勰则“刚开头就煞了尾”。曹丕抗颜直言是其政治地位导致的批评勇气使然，刘勰则似乎为了不至于有损王粲之英名而有所顾忌，如此大可不必。然而总的来说，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称王粲是“魏晋之赋首”，与在《才略》中称其为“七子之冠冕”，同曹丕一样是充分肯定了王粲的赋作成就。
除了诗赋以外，刘勰对王粲的吊文、杂文等也有评价。《文心雕龙·哀吊》篇说：“胡阮之吊夷齐，褒而无问；仲宣所制，讥呵实工。然则胡阮嘉其清，王子伤其隘，各其志也。”比较王粲与胡广、阮瑀同题吊文的差异，并指出这种差异源于作家心志的不同。王粲有着希望建功立业的积极入世精神，故对夷齐之遁世自然不会苟同。其《吊夷齐文》末尾说：“到于今而见称。为作者之表符，虽不同于大道，合尼父之所誉。”虽然夷齐的举动能起到“厉清风于贪士，立果志于懦夫”的效果，但这种“念洁己以骋志，衍圣哲之大伦”的行动是不同于大道的，仲宣认为是不可取的。建安时代抬出孔子来为两位遁世之人脸上贴金，实际上已成了巧妙的讽刺，即刘勰所说“讥呵实工”。这里王粲运用了所谓的“春秋笔法”。因为在王粲所处的时代，尼父在士人心中的号召力已大打折扣，“王子伤其隘”即仲宣对夷齐的偏狭、固执、不知变通、缺乏达识感到遗憾。王粲这种认识是与建安的时代风气联系在一起的。刘勰看得分明、论得中肯。
刘勰对王粲的创作才华也多有评价。《神思》篇说：“仲宣举笔似宿构”，说明王粲才思敏捷，这跟他博览群书、强记默识有关。《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载有当时大学者蔡邕向宾客介绍时年十七的王粲的话，他说：“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王粲本传还介绍说：“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刘勰的赞语当即本于此。又《丽辞》篇谈到对偶技巧的优劣时曾以王粲为例：“仲宣登楼云，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呤，此反对之类也。”
对王粲的个性和为人，《文心雕龙》中《体性》篇说：“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程器》篇说：“仲宣轻脆以躁竞。”可见刘勰认为“躁”是仲宣个性中突出的特点。此处之“躁锐”和“躁竞”意思大致相似，两词以“躁”为基本的义素，“锐”、“竞”意在褒其奋发进取的意气，“躁”则语带贬义，责其急功冒进。这也是因为刘勰不能很好地把握建安的时代特征引起的误解。建安时代的文人往往怀有急切的建功立业的心理，曹操《短歌行》表现渴求贤才的忧思，曹植《白马篇》刻画“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游侠等，背后都是作者躁动不安的心灵。乱世纷纭，沧海横流，只有施以矫枉过正之力，才能挽狂澜于既倒。可见，“躁”之为“躁”，对乱世中的志士实在是不可或缺，唯其如此方能展现其英雄本色。
综上所述，尽管通过《文心雕龙》对孔融和王粲的评论可见两者创作和为人之一斑，然刘勰出于自身的理论需要，囿于一定的历史局限，评论亦有得有失，瑕瑜互见。
陈春保，江苏南通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