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3期

庐隐小说创作的情感宣泄性

作者：李国英

　　这种在小说创作上重主观抒情、直接宣泄情感的审美选择与作者的经历有关，是作者自身性格的折射与体现。庐隐人生经历复杂，坎坷痛苦的生活经历在她内心积淀深厚，促成了她敏感、独立、直爽、感情热烈的性格。她出生于福建前清举人之家，自幼没有得到家庭的温暖。因她出生之日正值外祖母去世之时，思想守旧的母亲便视她为灾星，很快把她扔给乡下的奶妈抚养。六岁时父亲病逝，她随母亲投奔在北京当官的舅父，从此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因身为女孩，加上脾气拗傲，深受孤独寂寞之苦。为了摆脱“童年的厄运”，她靠自己奋斗考进北京的一所公立高等小学，继而考取该校的师范预科及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成年后，为了自强自立，她常年飘零流徙，在崎岖的生活旅途中挣扎，更多地看到了人世间的黑暗和丑恶。“五四”运动爆发时，庐隐正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深造，她很快接受各种新思想的洗礼，开始关注社会，探索人生。她亲眼目睹旧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切身体会到生为女儿身的痛苦无助，在积极探索社会和人生的过程中，总“觉得心里梗着一些什么东西必得设法把它吐出来才痛快”。（《庐隐自传》）最终，她找到了借助小说创作来倾吐心声的突破口。她坦白地将一个女人内心最隐秘和最真实的需要和愿望以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迫不及待地展示自己作为女性的特殊声音，表达自己的苦闷和追求，宣泄自己的主观情绪。可以说，庐隐最初提笔为文，并无直接的功利目的，主要是为了抒发个人的情绪，排遣心中的郁结。在以后的生活中，她历经不幸，尤其是与之相濡以沫的丈夫郭梦良的突然病逝，使庐隐身心受到沉重的打击。“所以在这个时期我的作品上，是渲染着更深的感伤”（《庐隐自传》），她将满怀的忧郁悲哀注于笔端，并直接倾泻在作品中，尽情地宣泄她的痛苦和忧伤。直到1929年结识青年诗人李唯建并很快与之发生热烈而浪漫的恋爱后，庐隐的心情才得以好转，而在创作上她依然坚持所惯用的重情感宣泄的手法，表现出忧郁感伤的情调和浓厚的自传色彩。
　　庐隐小说呈现出情感宣泄性特色，也是作者的文学观的直接体现，是作者清醒自觉的审美选择的结果。她虽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成员，但明显受创造社文艺思想的影响，她主张一种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提出“文学创作者是重感情，富主观，凭藉刹那间的直觉而描写事物，创造境地。……情之所至，意之所极，然后发为文章。”她说她的创作是“激情于中，自然的流露于外，不论是‘阳春白雪’或‘下里巴人’，总而言之，心声而已”。她为了更直率地表露自我，更好地表达自我主体意识和个体情感，在小说的组织形式上，她有意识地借鉴了外国近代小说的艺术结构，将书信体、日记体结合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作为其小说表达的重要手段，把自己对社会的义愤，对生活的看法、评价，都注入作品中，融入形象中。因书信体和日记体都包含了叙事者的自我告白，而这种自我告白的话语形式，便于表达出人物的内在意识，展现人物的内心感受和心理变化，挖掘潜藏在人物心底的秘密，同时也更容易使创作主体直接介入作品，可以借助作品直接写自己的生活，写自己的情绪，最能直抒胸臆。使用第一人称，不仅使故事的真实性大大提高，且往往被叙述的主人公与作者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作者感同身受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并且为之哭诉，为之悲愤，为之争鸣。庐隐自觉地把主观抒情当作文学创作的基本标志，通过宣泄方式表现创作主体的情感、认识。
　　应该说，庐隐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情感宣泄色彩，虽然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作品应有的思辨性和理性说服力，采用日记体、书信体形式也在反映社会的广度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对于释放负载着千年重压的女性灵魂，宣泄她们在动荡、变革的外部环境中的内心躁动，有着特殊的便利。事实上，作者以其特有的女性气质，加上擅长于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的表达，为我们造出了一个深情的主观艺术世界，为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作品给我们提供的认识天空虽然不大，但其中蕴涵的真挚情感和不懈探索的精神，使我们深受感染和感动，它们在文学史上所具有的独特认识和审美价值是勿庸置疑的。
　　李国英，女，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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