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与钱钟书、张爱玲小说之比较
作者：杜 华
相异之处的第二点为，同为对芸芸众生的讽刺，叶兆言小说的讽刺与张爱玲相似，比较温和，而钱钟书则显得锋利得多。钱钟书创作的基调是讽刺，社会、人生、心理、道德的病态，都逃不出他敏锐的洞察力，穷形尽相，尽现于笔端。他的笔锋相当锋利，《围城》中70多位各类人物，无论男人女人、俗人雅人、老人小孩，一切都在讽刺之列。作者连方鸿渐、赵辛楣这样让读者不无好感的人物也不放过。从而，作者全面否定的用心展露无遗。这在作者为小说作的 《序言》中说得很清楚：“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对于一位讽刺幽默的作家来说,一切琐碎的，可怜的，卑鄙的东西似乎都不能逃脱他的眼睛，钱钟书就是如此；而张爱玲、叶兆言则显得温和。张爱玲对于人生虚无的体验，一方面使她的作品充满了凄冷苍凉的气息。另一方面，繁华阅尽之后，她对于芸芸众生，有着达观的宽容和理解。因为她的睿智，让她看清了众生身上的种种缺失,并拿起笔讥讽生活中的不和谐，同时，也“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叶兆言也是如此，《十字铺》像张爱玲的《五四遗事》写了革命男女青年间移花接木的爱情悲喜剧，但讽刺之后，也给人物安排了一个较温馨的结局。他的《艳歌》“……学得了钱钟书写《围城》的那种讽刺，却犹多一种包容。比起《围城》中方鸿渐、苏文纨当年的得意或失意，眼前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毕竟要面对更卑微无奈的人生。”[5]作为一位洞察世事的作家，叶兆言更能体会小人物生活的不易和他们要面对的卑微无奈。就如《桃花塬记》中的小编辑“看透了这个丑恶的世界却更爱这个世界”一样，叶兆言看透了人类的丑陋卑微却更同情和体恤这些芸芸众生；所以，他的讽刺中又含着悲悯。叶、张二人的讽刺，和悲悯和苍凉交融在一起，互相衬托，形成一种复杂的色彩，给人一种别样的凝重和质感。
相异之处的第三点为，钱钟书的《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它的讽刺的外在形态是幽默诙谐，寓庄于谐。这与它全篇无处不在的精妙比喻直接关系。钱钟书曾说：“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根本，它能使抽象化为形象，深奥化为简明，平淡化为神奇，它给语言增添鲜明优美的艺术色彩，对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6]《围城》中钱钟书以幽默大师的雅谐，用风趣诙谐而意味深长的比喻对现实生活的荒谬丑恶现象,可鄙可笑的人物进行调侃和讽刺。而叶兆言与张爱玲相似，作品中虽也有雅训的书卷气、传神的描绘、精美的文字等形式，也有比喻，但比喻多为对芸芸众生的嗟叹而非寓庄于谐的幽默。
注释：
[1]王德威《艳歌行―叶兆言新派人情小说（代序）》，见《叶兆言文集》，第5页，江苏文艺出版社。
[2]王春林《池莉小说的严重缺陷》。
[3]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页。
[4]柳鸣九《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26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5]王德威《艳歌行―叶兆言新派人情小说（代序）》，见《叶兆言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
[6]钱钟书《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杜华，湖北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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