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苏轼“自是一家”论的偏失

作者：高新伟

　　
　　四、宋人对苏轼“自是一家”论理解的偏失
　　
　　苏轼“自是一家”论虽然有偏颇之处，但基于大家功力，作词也不至于太糟，故而时见佳构，然而后学才力不逮苏轼，又误解苏论，导致偏失渐多。
　　1、苏轼贬斥的“柳七风味”只是其俗艳卑弱的风格，并不否定“新声”小词作为世俗生活和世俗情欲之载体的文化品格。沈松勤先生《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云：“苏轼诗词本一律的观点展开雅俗之辨，主要是为了纠正柳永以来的尘俗词风，而不在于厌弃自温庭筠以来词所普遍具有的世俗文化品格。”[9]晏欧之词与柳词虽有淑女与倡伎之别，却都是女郎词、俗词，但苏轼不批晏欧词，苏轼自己也写了不少“酒边词”“花间词”“寿词”“茶词”。其词题材广泛，举凡咏物纪游，怀古感旧、酬唱应答，赠别悼亡，怀亲念远，几乎无所不有，但无非都是一己私情，都是世俗情感，苏轼“虽然词风与柳永大相径庭，但在抒情取向上却是沿着柳永开辟的自我化、个体化方向前进的。”[10]在苏轼的词中，我们很难找到像其诗《吴中田妇叹》《荔枝叹》那样具有深刻社会意义和批判意识的作品。苏轼从人的情感需要出发，以体现主体情性为主的宗旨，与传统诗教偏重社会政治的功利性价值取向是不同的，而南宋复雅派出于复雅的目的，将苏词标举为旗帜，提倡载道化国，实际上是忽视了苏词世俗的品格，而发展了苏轼以诗为词的弊端，越走越远。
　　2、苏轼词多有不协音律之处，但是其不协音律是其医治柳俗带来的副作用，是其词论强调抒写主体情性而在创作上不自然地带上的毛病，苏轼并没有说过词可以不协律，苏轼并没主张取消词作为歌唱艺术的特征，苏轼重视词的音乐属性，只是苏轼认为抒写性情是第一位，故而在两者不可兼取时，他就舍弃了声律。然而宋人一方面极力为苏词不协律极力辨解，一方面认同不协律现象，继续轻视音律。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自是曲子束不住”“不喜剪裁以就声律”[11]都是误解，应该说苏轼是为了抒情，不得不放弃声律要求，而能够协律的时候，他还是力争协律。辛派却学之过甚，以文为词，失误就大了。
　　3、苏轼革新词风是不满时人以“艳科”为准绳，内容偏重写艳情，风格专主婉媚的局面，主张词的风格多样化。从《东坡乐府》看，豪放词约占七分之一弱，其他词或韶秀，或清雄，或清丽舒徐，或空灵蕴籍，五彩缤纷，不拘一格。这就表明苏轼革新词风，并非单纯反对婉约，而是要改变婉约风格独主词坛的局面，使词的风格由一元化朝多元化发展。宋人却偏举豪放，辛派更是将豪放词发展为豪气词，实属失误之举。刘克庄《后村诗话》论苏诗“有汗漫者，有典丽者，有丽缛者，有简淡者，翕不开阖，千变万态”，[12]宋人能看出苏诗多元化风格，却没有看出苏词多元化风格，或许是宋人为彰明自己的理论而有意偏取苏轼的豪放词。清人冯煦《六十一家词选》在例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第以豪放目之，非知苏辛者也。”[13]
　　苏轼词论扩大词的抒情功能，功不可没，但其淡化声律特色，不容放过，如果苏轼在注重词的文学属性的同时，也同样注重词的音乐属性，对词之内容形式兼顾并重，那么就不至于使其对词风、词体的伟大革新，蒙尘于当时。可以说苏轼词论既是宋代词论革新探索的第一批成果，也是宋代词论发展的第一次偏失，遗憾之至。而宋人对苏轼词论的误解和偏取，导致后人没有继承苏论的长处，反而沿着苏轼的错误方向滑得更远，词越来越诗化，甚至文化。
　　
　　注释：
　　[1]金启华：《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2]王又华：《古今词话》，《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
　　[3]王灼：《碧鸡漫志》，《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页。
　　[4]龙建国：《唐宋词艺术精神》，山西联合高校出版社1996年版。
　　[5]李之仪：《姑溪居士文集》（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
　　[6]王辉斌：《唐宋词史论稿》，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
　　[7]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8]刘石《苏轼“以诗为词”内因说》，见于王钟陵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文精粹诗词曲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页。
　　[9]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页。
　　[10]王兆鹏：《唐宋词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11]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
　　[12]陈师道：《后村诗话》，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
　　[13]冯煦：《六十一家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高新伟，湖北襄樊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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