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信息17则

作者:王 玲等




  名家语录
  
  ●张炜认为大作家应有“小个性”
  著名作家张炜日前接受采访时说: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是有个性的。“大学,报刊,电视网络,许多时候都是综合进入一种时髦的,顶多是依赖一点自己的语言方式而已,即‘小个性’——如果其中大部分连这种‘小个性’也没有,那大家是不会理睬不会叫好的。”张炜说,总体上看,许多创作确是处于这种缺少真正个性的状态。我们现在收视(阅读)率非常高、受到极大追捧的部分东西,也包括我自己似乎值得自喜的某些东西,其实没有什么“个性”。我们没有在一路涌动的大潮流里站住,没有自己的思考发现,没有我们自己。时间是无情的,几十年过去,历史还是要记住“大个性”,而不会太在意仅有一点灵性、聪明、爱狂欢会顽皮、花花哨哨的东西。有时候我们老在谴责快餐文化、快餐作品,实际上我们自己整个的就是一道快餐。我们理解问题,表达思路,哪有什么大眼光,基本上沉不住气。看作家就是这样——缺乏“小个性”不会成为大作家;而没有了“大个性”,什么优秀、杰出、伟大,压根都是不成立的。(舒坦摘编)
  
  ●毕飞宇认为世态人情是小说的“拐杖”
  “对写作的人来说,不可以随便把世态人情忽略掉,它是文学一个不可或缺的拐杖,任何时候如果离开了人情世故,小说必死无疑。”日前,著名作家毕飞宇在上海“东方讲坛·城市文学讲坛”讲座中表达了自己对小说的理解和认识。他认为目前小说最关键的问题是小说写得太“大”,忽略了世态人情,而不顾世态人情对小说的伤害是致命性的。毕飞宇分析了鲁迅先生两篇知名小说,《药》因为鲁迅先生对革命者的世态人情无法介入,虽然深刻但叙事显得有点生硬,而《故乡》则因为对人情的熟练把握描写非常自然,闰土矜持的一声“老爷”就胜于绞尽脑汁写出的《药》。小说要从小处着眼,在这里,“小”的作用、力量、锐利度和涵盖面都超过了“大”。张爱玲在文章中提及姑姑笑她“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一身俗骨”。毕飞宇认为,这身俗骨也便是文学的一支拐杖,但俗骨并非单纯指生活中的小细节小感动,而是对生命中最常态最稳定的那种状态保持热爱与拥抱的心态。关键在于作家面对生活是预先从意志、观念、任务出发,还是真正拥抱生活的人情世故。比如网络文学,虽然很多人指出它够俗,但毕飞宇认为,网络小说最大的问题并不在此,而是没有能真正进入世俗生活。(未名摘编)
  
  ●李泽厚称娱乐化对普及学术文化有功
  美学家李泽厚认为目前一些历史剧编得太荒唐,所以他基本不看历史剧。但他对易中天还是支持的,李泽厚认为易中天至少是按正史讲的,可以纠正大家从历史剧得到的许多错误知识。李泽厚说:像余秋雨、易中天、刘心武、阎崇年,他们能把学术文化娱乐化,普及化,我觉得不坏,很有功劳。很多学者对他们大不以为然,指责这是“庸俗化”,老实讲不是每个学者想“庸俗化”就能“庸俗化”的,他们能做这种普及兼娱乐的工作,很不容易。有人提出余秋雨、易中天是抹着“文化口红”的。李泽厚表示自己支持“抹口红”。他说,你不愿意抹你就别抹嘛,你可以关起门来,干你自己的。把学术、文化娱乐化、普及化有什么不好?余秋雨的散文你不喜欢也可以,但有人喜欢读。有人骂易中天不务正业,什么是正业?上电视讲历史为什么不是正业?比学术文章低一等吗?我看一点也不低。(未名摘编)
  
  ●王蒙妙谈母语与外语的关系
  王蒙在4月10日的一次演讲中说:很多人给我提一个问题:现在大学课程要学英文,一些学生的中文水平越来越低,可还把精力用在英语上。对此我又信又不信,信是因为中文的报纸、刊物、书籍错别字一大堆,令人生气。可是另一方面,我会想起那些历史上双语、多语的人物。外语学得好,你能有辜鸿铭学得好吗?他的中文怎么样?谁敢说比辜鸿铭的中文好呢?你外语学得好,你有林语堂学得好吗?林语堂双语著作,一些作品都是用英语写的。可是你看林语堂用中文写得怎么样?钱钟书外语也好。我想,外语越好中文就越好,因为如果外语你一点都不懂,中文的妙处你不知道,中文的特色你不知道,必须两相参照。另外,如果你的中文基础坏,外语能学好吗?连母语都说不清楚,你能学好外语吗?根本不可能。跟老婆吵架,那么点小事都解释不清楚,你改用英文解释你能解释清楚吗?更不清楚。你如果能用英文解释清楚,前提是你已经用中文把它解释清楚了。所以,母语好是学好外语的条件,外语好是回过头来加深母语的条件。可这是理论,具体到一个孩子身上就麻烦了。(未名摘编)
  
  文坛点滴
  
  ●杨降最先向利息税开炮
  吴敬琏在两会上接受采访时透露,取消利息税的想法最早由翻译家、文学家杨绛先生提出。查资料发现,2004年12月,《财经》杂志探望杨绛先生时,杨绛说自己“最想不通的就是一项利息税”。杨绛先生说:“利息为什么要征税呢?老百姓存钱很不容易的,为什么要与民争利呢?唉,现在的事情啊。我自己倒是不在乎的,反正我穿得很随便,吃得也很随便,花不了几个钱。稿费还没有发就捐掉了。但是老百姓太辛苦了。”杨绛关心民生的情怀令人沉思,也令人感动。(华瑞摘编)
  
  ●《百年孤独》写完时没钱寄书稿
  马尔克斯80岁生日演讲时回忆到,当1967年8月《百年孤独》完成的时候,他和妻子只剩下53比索,而寄一整本书稿到阿根廷一家出版社的邮费是82比索,最后马尔克斯夫妇把书稿一分为二,只寄出了半本《百年孤独》,“之后,我们才发现,寄出的竟然不是小说开头部分,而是结尾部分。”幸运的是,经手这部书稿的编辑Paco Porrua,“他为了急切看到留在我这里的前半部分,还寄了邮费过来,这样整部书稿才完整地寄到出版社。”在演讲中,马尔克斯还感谢了当年写《百年孤独》时的房东。马尔克斯妻子梅塞德斯一次接到房东催交房租的电话,然后梅塞德斯问马尔克斯什么时候才能把书写完,马尔克斯的回答是:“6个月。”马尔克斯表示,豪爽的房东帮助马尔克斯一家人度过了最为艰难和拮据的一段日子。(华瑞摘编)
  
  ●海明威著名的精神恋爱首次曝光
  近日,31封海明威与德国女演员玛琳·黛德丽之间未曾出版的信件,由美国波士顿肯尼迪图书馆首次公开出版,大作家与女演员之间著名的精神恋爱细节也首次向世人公开。海明威与玛琳·黛德丽是1934年在前往法国的游轮上相遇时互生好感的。从此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日益密切,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保持到1961年海明威自杀。事实上,两人的感情并未像外界猜测的那样炽热,因为海明威宁愿保持一种“不和谐激情”。尽管两人之间并没有发生更进一步的关系,但这不妨碍他们在信件中相互调情。在一封1950年6月19日海明威写给玛琳的信中称,“你是如此美丽,他们应该给你拍些9英尺高的护照相片。”然后他继续写道:“你到底想做什么?为了一角钱伤透每个人的心?你会为了一个硬币伤我的心,我把它带来了。”“我爱你,紧紧抱着你,吻你。”在这封信的结尾他肉麻地说道。1951年,正在古巴的海明威给德国寄去一封充满热带激情的情书:“在这里做那种事情真是太热了,如果你能想象的话,除非在水下。”而玛琳1951年的信中也回应:“我想郑重告诉你,我不停想念你。我一遍遍地读了你的信。我把你给我的照片放在我的卧室,看着它,我就不再如此无助。”在信件中,海明威称玛琳为“我的小泡菜”,而玛琳则称他为“亲爱的爸爸”。(墨子摘编)
  
  ●傅聪一读家书泪落成雨
  虽然傅聪是全世界公认的钢琴大师,可中国人对他的认识,更多还是来自那本《傅雷家书》。可傅聪不止一次说过,他不敢看家书,每次看都泪如雨下,父亲对他的叮咛,他早就刻在心上了。如果没有傅雷的独特家教,中国也会少了一位艺术大师。傅雷在法国专攻美术,傅聪小时候对美术没有兴趣,但只要听到收音机里传出乐曲的声音,好动的他便会安静下来,侧耳细听。于是,傅雷把傅聪送去学钢琴,当他琴艺有了长进后,父亲让他退学,在家专门习琴。傅雷亲自编写课本,教他中文。傅聪说:“父亲对我的影响,最重要的就是培养我独立思考的能力,他在待人处世方面也为我做出了榜样,那就是勇气,要能够坚持黑白分明,永远表里如一,这很难做到,在音乐上也是如此。”(小墨摘编)
  
  ●二月河封笔不再写长篇历史小说
  二月河的自传《密云不雨》出版在即,他在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这本新书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不能算自传,“这本书主要写我的家族背景,我的祖父祖母,我的父亲母亲,以及生活环境等等。读者可以看到我是怎样成长起来的。”至于封笔传闻,二月河称主要是由于身体原因,目前他已经封笔不再写长篇历史小说了。二月河披露,由于通宵写作,在写完第一部小说《康熙大帝》之后,他的头发几乎全掉光了。写《乾隆皇帝》时,他还突然中风,幸运的是被抢救回来,度过了生死劫。最后是在病床上完成《乾隆皇帝》的写作。因此,“现在调养身体对我来说是最大任务,写作则‘退化’成了修身养性的手段之一。我现在的生活比较散淡,每天至少散步一次、写一篇短文或一段文字、一幅书法、一幅画、一首诗——‘五个一’工程。我现在基本上只写一点专栏文章、随笔、散文什么的,主要就是要把身体养好,因为以前透支太厉害了。”至于之前曾经计划,在写完《落霞》三部曲之后,还要写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题材的《陨雨》系列,二月河表示已经没有动笔的可能了,“很可惜,根据现在的身体实际情况,我已经不能再做那种妄想了”。(王玲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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