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高阳文化历史观的特质
作者：秦晓帆
一、贵族式的民本思想
粗粗一看，这两者也许有矛盾之处。自古以来，贵族与民众是身处不同位置的两个集体，尤其大陆受阶级斗争意识的影响，更加强了两者的对立。但我们应该从历史的本来面目去观察，在中国传统儒家的人格理想和价值目标中，“民本”是最高的境界。虽然这一“民本”不同于现代的“民主”，但我们不能对历史作拔高的处理。高阳从“贵族意识”中汲取了封建时代最为先进的思想作为自己“兼济天下”的理想，转而作为个人思考去解读每一个历史中人的复杂，去展示这一复杂性的生成背景。这里的“民本”不等同于平民、游民，而是一种更宽泛的“普通人”的意思。
这种“贵族意识”直接与占据封建社会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有关。作为受国家意识形态制约的民间不可能拒绝这种自上而下的“俯视”。另外，在尚不能从封建制度的不合理性追寻社会黑暗根源的时候，百姓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贪官污吏，呼唤秉公自律的清官与圣君，这是当时普遍的社会心理。如果说，高阳是真实地表现特定时代的历史风貌，那么他的这种意识观正符合民间流行的评价体系。
高阳所秉承的“贵族意识”是批判像“义和团”、“太平天国”这样的动乱，但高阳对这种民间运动的排斥不是为了抓典型以概括某种定律和主义，而是站在否定暴力、排斥破坏、揭露愚昧的角度去揭示它们给社会生活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如果这样的灾难制造者是贵族集团的成员，高阳同样是毫不留情地加以鞭挞。如《胭脂井》中端王载漪、大学士徐桐、禁军首领董福祥、军机大臣刚毅之流。高阳没有像史传作品那样直笔简略地叙述介绍，也不像谴责小说漫画式地夸张放大，而是写出了发迹者的钻营过程和勒索者的卑劣手段。如《铁面御史》中县太爷张少华对孙老师先冷后热的嘴脸。高阳还批判达官显贵奢侈淫逸，穷兵黩武，胡作非为的行经。例如《风尘三侠》中朝廷为征高丽，在山东东莱江建造三百艘战船，从督造的官吏到造船的工匠、民夫昼夜站在水中，以致于自腰以下，溃烂生蛆，悲惨情景触目惊心。高阳所赞赏的是那些为民请命，施行仁政，能整体宏观地把握和稳定局势，使天下太平、海县一清的有才之士。如《清官册》中的汤斌、陆陇其；《大将曹彬》中的赵匡胤、曹彬；《铁面御史》中的刘天鸣；《乾隆韵事》中的康熙、乾隆等等。因而，我们认为高阳的贵族式民本思想是一种中国式的古典诗意化的民间理想。
二、文化观中的民间信息
所谓文化观是指人们对文化所持的观点、立场和看法。就高阳历史小说的整体风貌来看，我们最直接的感受是那些名目繁多的中华文化样式的呈列。仔细推究，这其中隐藏寄寓了作家作为时代文化建设者的沉重思考。高阳怀着复写历史的使命顺延了“西学东渐”以来的学术脉络，在新儒学的语境下，坚守自己“中体西用”的文化观。他的内心以中国文化为归依，但也综合了打开国门后西方文化和文明中的优秀因素，是一种取长补短式的文化格局。高阳心目中理想的文化观的品质，首先要有透彻的“历史文化”知识，其次，通过知识的获取，在心灵深处才能真正树立起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爱。他希望中国人能通过吸纳传统文化遗产之精髓来建构新时代的新文化观。高阳晚年为《中国历代名人胜迹大辞典》作序时写到：“这由悠久博大的历史为基础而构成的华夏文化，为我中华民族最珍贵的精神遗产，也是我中华民族终将昂扬奋发，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文明的最大凭借；但凭借的首要之图，在于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我们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有一透彻的了解，进而激发出深挚的爱国家、爱民族的热情……”
值得注意的是，高阳的“中体”观中有两个分支，即传统艺术趣味和民间文化。高阳对民间社会相当熟悉和热爱，他以记录的兴趣提笔勾勒了一幅惟妙惟肖的民间风俗图，从贯彻于民间的道德法则到市民阶层的价值观，还有名目繁多的文化生活样式，应有尽有。作为中国文化与生俱来的一部分，人情世故是民间世俗生活的运行规则。高阳深切体会了这些资源的鲜活性，本着真实的原则，他在恢复历史生活的复杂丰富时展现了这些内容。他通过世俗化英雄人物的塑造，“此岸”世界中种种生存境界的描述，花费大量工夫描述人际交往的细微末节、难以言传的精妙委婉等等，从而对传统中国的国民性有了较全面的认知。这是民间各种物化生活样式的提升，也是民间最为本质的精神品质的揭示。
一部《胡雪岩》从商场写到官场，从官场的黑幕到青帮的规矩，从商人的信用到妓院的买卖，作家如数家珍，一一道来。写的是一个“红顶商人”的沉浮，描绘的是一部晚清江南世俗社会。我们说胡雪岩精通人情世故，是说他深谙处世的原则。胡雪岩虽结党营私，但操作起来还是符合“诚信知报”、“仁义忠孝”之类的条规。他所信奉的“花花轿子人抬人”，“得饶人处且饶人”等等都是民间最为基本的义利信条。作为一个世俗英雄，胡雪岩继承并且完善了这些由民族文化样式所造就的本土智慧和经验，并将它们付诸实践，显示出了游刃有余的生命力和特色。《曹雪芹别传》中方观臣曾言：“人间的大学问，无非是一个‘情’字。做事容易做人难，难就难在这个‘情’字，不容易料理；情而不情，不情而情，情中有情，情外无情，且不说料理妥帖，先能分辨得清，就很了不起了。”“难做人，做难人，做人难”这里高阳借人物之口道出了在这片古老而广袤的土地上的处世哲学。在中国，人情关系如同一张巨大的网络，一个人只有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才能如鱼得水，左右逢源。高阳在其小说中不厌其烦地展示世俗世界的处世智慧，目的在于复活一个真实的宇宙人间。
三、历史观中的正奇互补
高阳由于重视民间文化的鲜活与真实，因此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非常豁达和开放。他并不局限于正史正经的史料和思想，他关心着特定历史时代上至宫廷、下到黎民的生活常规、日常礼仪、器皿制度等，企图通过博涉野史笔记了解揣想出更为宏大的、合乎实情的历史真实。他将考据的中心由传统的“正史”转为“生活细节”，书写的文本最终有意无意间契合了人类社会的形式实存。这些“生活细节”使文本展示的历史时空显得相当真实，民间的生活形态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表现。
高阳历史观中的“正”，是指他的历史小说情节基础当为“信史”。他本着廓清历史迷雾的宗旨，把考证当成破译历史密码的钥匙，在进行历史小说创作之前以历史考据工作为先导，奉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史学工夫。高阳曾明确表示：“所谓‘大胆的假设’，虽为想象的放纵，但此假设不是凭空的假设，必须摸索到一点可能性，才有假设出现。同时在‘大胆的假设’之后，紧接着的是‘小心的求证’，复归于实际与谨慎。”高阳一直被誉为“以小说写历史”的作家。他成功地“以考证入小说，以小说成考证”，开创了历史小说创作的新门类。但细究其文本则会发现，在史料素材上，高阳显然十分青睐“野史”。不仅浩如烟海的民间传说、传奇故事、稗官野史均被他囊入小说，甚至对宫廷生活的书写也多取自野史传说。《乾隆韵事》中不仅吸纳了野史传闻关于乾隆身世的传说，而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演绎，融入不少想像与揣测。《王昭君》中将关乎社稷江山的重大国策“昭君出塞和亲”看作是毛延寿因贪婪而恶绘昭君画像的无奈选择。《慈禧全传》虽较多地涉及政治风云，反映了“辛酉政变”、“戊戌政变”等重大历史事件，但即使写政变，也有不少游戏笔墨，例如谭嗣同与大刀王五的深厚友谊等等。至高无上的帝王不再威严而成为被嘲讽、戏弄、调侃的对象，对王侯将相则是重笔摩写他们荒淫腐朽的私生活和卑鄙龌龊的勾心斗角，这些无疑正是民间视角和民间立场的充分体现。高阳为人们撩开重重禁忌，让人见识君王将相的普通和庸常，这里表现出民间对权威的极大蔑视。高阳显然并不想为读者打造出帝王伟岸尊贵的群像，而想展示他们普通平凡甚至不及普通人的一面；也不想揭示重大历史事件的必然因果率，反而极力还原历史的偶然性对可能性的生成作用，其文本的民间视角和通俗文学意味，正是由此而来。因而我们可以说，高阳对待历史的态度有文人的视角，更有社会文化取向和受众心态的影响。
秦晓帆，浙江湖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