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评牛维佳历史小说创作
作者：吴道毅
相对现实小说而言，历史小说不仅能够促使人们反思过去，而且更能给作家提供自由想像乃至言说的空间，创作因此长盛不衰。然而，长期以来，哲学与文学理论视野的偏狭导致了历史的书写过于沦为了政治的工具，抑或成为某些形而上学理论教条的图示。最终的结果则不唯是历史意识的被歪曲，更有历史本相的被遮蔽。好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这种历史书写状况得到很大改观，在书写阶级斗争的主流模式之外，相继出现了新历史主义与文化历史小说的写作模式。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与其说是曾经存在过的客观事实，不如说人对历史进行书写后形成的文本。由于历史语境或写作语境的制约，历史甚至是带有强烈主观色彩、与权力结合的话语。因此，历史（文本）实际上是对历史（史实）的一种阐释或陈述，其虚构性与话语属性均不可避免。即使面对同一段历史，不同的书写者往往会带给人们不同的历史景观。牛维佳的历史小说虽因其对历史场景的客观、真实叙述而不同于当下我国流行的一批新历史主义小说，但无疑也浸透着新历史主义的某些写作精神，同时他力求将历史叙述与传统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联系起来，运用民间的立场或视角对历史加以新的观照，从而也促使某些边缘化的、从不被书写的历史得到了书写乃至还原。对牛维佳来说，这种写作立场既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对历史书写的特定视角、价值尺度以及对平民文化所产生的天然亲近与赞美态度，也体现了他对某些历史叙述主流写作模式的一种反叛或冲击。他大多被转载的《十八星旗，高高的》、《武汉首义家》、《把你当成窝》等作品，就突出的印证了这一点。
《十八星旗，高高的》（《芳草》2004年1期）是作者对武昌辛亥首义革命的书写与礼赞，但却体现了别具一格的民间视角。一方面，小说没有运用主要的篇幅直接描写革命军与清军战场上刀枪对阵的激烈场面，而是将视角对准武汉三镇普通市民，通过对谦泰衣帽庄雇主、店员、主顾等生活变迁、命运遭际以及民间服饰、风俗变化的描写来侧映革命的大潮。像满族平民金小安一家在一片排满声中的担惊受怕、剃头匠张二的大胆剪辫子、再不怕掉脑袋敢穿标志皇帝身份的龙袍戏服、谦泰衣帽庄首创并大批生产彰显革命气氛的新式服装、市民踊跃穿汉服、新装，儿童唱“十八星旗，高高的”的革命儿歌，满族女子金穗设计新装、积极参加妇女放足会、谦泰衣帽庄二掌柜洪山恩组织店员、市民上前线增援革命军，等等，不仅显示了辛亥革命的强大声势，特别是武汉作为首义地区，包括满族人在内的普通市民群众在革命期间高涨的反清革命情绪，并显示了革命历史潮流的不可阻挡及其深远影响。另一方面，小说凸显了民间侠义或信义文化在平民生活中的调节力及其作为传统民间文化的固有价值，同时也揭示了这些民间文化因素与革命的亲合关系。拿小说主人公洪山恩来说，他责无旁贷地答应保护师傅金小安一家是义，当上保安社长后不杀一时生活无着而犯下抢劫罪的许多贫穷市民更是义；金小安之所以要将女儿金穗许配给洪山恩，不单是出于保护一家老小的权宜之计，也是因为相信洪山恩“是个讲仁讲义的人”。甚至，洪山恩的姐夫莫之晔与洪山恩之间，还是一种建立在“义”基础之上相当于养父与养子的关系。作为一种古老的民族、民间文化精神，“侠义”或“信义”在民间生活中显示出它独特的魅力与伦理价值，使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之间形成团结、互助、融洽的关系，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洪山恩作为商人或市民为革命军捐献巨资、舍弃姐夫、姐姐一家去汉阳参加革命军打仗，刘勇、猫伢等平民对洪山恩的革命号召应声而从、揭竿而起，则不仅体现了他们舍小义就民族大义的精神，而且昭示了民间侠义精神与革命正义事业的内在一致性。
《武汉首义家》（《北方文学》2004年7期）描写的仍然是武昌辛亥革命中谦泰衣帽庄洪山恩等人的生活变迁，是《十八星旗，高高的》的续篇，二者主题方面既相联贯也有进一步的拓展。一方面，小说在辛亥革命的历史语境中重现了民间侠义或信义文化精神的光彩。如许多店员在正义召唤下无悔无惧地上前线增援义军作战，首义后洪山恩开办服装厂安置一百多名辛亥老兵及革命遗属就业，谦泰衣帽庄继续大批生产新式服装以张大革命声势，侯将军打入军政府要害机关以谋求第二次革命并在船难事故中舍身救下翠岚与金穗，等等，再次显示了“侠义”或“信义”文化的美好因子。另一方面，小说突破了从前人们对革命的某些简单化理解，从民间的视角对革命历史加以了审视，表现出了较为清醒的历史意识。小说描绘的大都督黎元洪上台后排斥异己、特别是后来与袁世凯联手镇压革命党、杀害革命党领袖宋教仁、商家对新的权力的依附等，表明革命预设的目的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历史的曲折、反复不可避免，更严重的后果甚至是，无数人用流血牺牲进行的革命，换来的很可能仅仅是一场权力的更迭而已，伴随革命出现的也很可能是一些阴差阳错的后果——比如投机分子身登要位，真正的革命功臣反成为阶下之囚，一些无辜的平民受到沉重打击。正因为如此，徐世华、侯将军等革命党人才积极致力于二次革命。这些，既是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使然，也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困惑。稍嫌遗憾的是，小说中这方面的主题似乎没有得到充分展开，或者它被其他方面的描述冲淡了。此外，在吴买办、洋人霍姆斯等人身上，承载的也是较为丰厚、复杂的社会、历史内涵，而与以前文学叙事中对买办、洋人的片面化理解大异其趣，反映出作者深刻的历史眼光。
《把你当成窝》（《北方文学》2004年1期，《作品与争鸣》2004年5期转载）是对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部队生活的描述，但同时也是对民间信义文化或江湖义气作出的一种阐释。八路军团长宫为龙和他的警卫员刘永兰是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然而小说的重心并不在于对历史场景的真实叙述，也不在于显示革命话语对民间话语的整合与改造，而是在历史生活的背景上展开对平民文化氛围中人际关系的深入探讨。抗日战争后期，当宫为龙身为鲁南支队一大队大队长时，武艺高强的绿林英雄刘永兰与其发生了一场误会大战，却败在了技高一筹的宫为龙手下。宫为龙的并不加害使刘永兰心悦诚服，也吸引刘永兰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乃至成为宫为龙的贴身警卫员。然而，他们的关系与其说是一种部队官兵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不如说是建立在真诚与友情基础之上的信义关系。就宫为龙来说，刘永兰的高强武艺一开始就使他产生惺惺相惜之情，而与日寇激战中刘永兰的暗中相助、搭救生命及帮助建立奇功，使他在心中结成了与刘永兰生死相托的关系，以致于不仅屡屡将刘永兰留在部队和自己身边加以保护，施以关爱，而且在战场上生死与共，肝胆相照。刘永兰对宫为龙更是满怀“一种粗陋而又笃实的忠诚”，生死相依，无限忠诚。为此他既可以为了为宫为龙弄回滋补身体的一小碗猪肉而舍身斗敌，也可以扑在宫为龙的身上为其阻挡敌机的炮弹，还可以为宫为龙在文革的蒙冤千里迢迢相寻相救，乃至在宫为龙平反后殉义而死。刘永兰身上存在浓厚的草莽气息，然而他非同寻常的直率、刚烈、义气、忠贞以及对官位的淡然却显示了一个民间好汉光彩照人的人格精神。应该说，从民间文化的角度展示革命队伍中的上下级关系或首长与普通士兵的关系，这在目前的历史叙事中尚不多见。
《衣山衣水》（《长江文艺》2001年7期头条，当年《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分别转载），以50年代初发生在湖北应山某山村的土改平叛事件为素材，再现党和人民政府组织土改运动的历史风云，写得同样别有情趣。小说一方面描述了近代以来频繁的战乱、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给大山里老百姓造成的极端生活贫困、心灵创伤，记录并讴歌了共产党新政权发动土改运动以变革社会制度所作的努力，以及许多革命战士为此而作出的流血牺牲与无私贡献，另一方面则没有流入以往文学创作中简单的阶级斗争等理论图式，而是楔入了对历史复杂性与多样性的描写。像煤矿资本家之子孙猴子、日侨香云、大学生马水生、教师刘本根投身革命及流血牺牲，都反映了革命对正直青年的强大感召力，同时也说明了革命大家庭队伍来源的复杂性，昭示了共和国的丰碑里凝聚着整个中华民族儿女的鲜血。而在梁英等土改队员“衣山衣水”的初衷里，既包含革命理想主义的因素，同时也充溢着革命战士对普通穷苦农民兄弟的人道关怀与生存关怀。他们进行的不光是阶级斗争与阶级革命，而更在于立志“给山给水穿上新衣裳”，给赤贫的大山里老百姓送去衣衫，改变祖国山河的面貌，改变同胞几千年来的生存命运。这种回到历史真实场景或本真状态的历史叙事，无疑也是对以往过去渗透意识形态观念的革命叙事的一种调整或还原。
吴道毅，男，文学评论家，现执教于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