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苏轼词的生命意识

作者:李 芳 宋艳丽




  在北宋活跃的文化氛围中,他集儒、道、佛于一身。或者说儒、道、佛思想在他身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大气”,这种大气之中并显现出了一种厚重之气,不为人生苦短、人生坎坷而折腰。“他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苦痛。”汲取了儒道佛三家思想的苏轼对人生的思考超出凡俗: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特别是庄子的齐物论,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也显得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这种执着人生、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使他能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来的种种不幸。
  中国文化的发展往往是以求解放之道,这已为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史所证明。当某个王朝极端强调人的‘社会性’、‘政治性’而束缚人性的正常发展的时候,这个时代往往走向禁锢,只有走向内心,才是解除外在束缚的正途。苏轼作为一个天才诗人、睿智的哲人当然会更敏锐的觉察这些,而他的坎坷遭遇,又为他提供了他人无法得到的感悟人生的外在契机。于是他把传统文化中最为深层的东西运用到生活中来,构建了精神家园,实现了审美人生。
  应该说儒家在苏轼的人生起着主导作用,这也是以往中国传统的政治本体化的一个必然结局。苏轼不仅是一名文人与哲人,更是一名政客,一名失意的政客。虽抱着“致君尧舜”的理想,无奈现实难如人意。入世坎坷,出世却也为难。“独善”与“兼济”这个古老的话题又一次被提到了苏轼的面前。陶渊明因“有志不获聘”而“归去来兮”,“兼济”不得只能“独善”,他集儒、道一身,把田园当作心灵的避难所,借以逃避熙来攘往的污浊世界,进而体察山林田园的“真意”;李白一生都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道家的人格和儒家的伦理人格交错体现,且具有浓厚的仙、侠思想,他一方面自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一方面又“举杯消愁愁更愁”,虽然也曾有一番建功立业的抱负,但现实的不如意让他只能去寻求身心的自由。而苏轼则置换了“独善”与“兼济”的人格基础,二者重新建立在了心理主义的基础上,使之成为丰富自我、发展自我的两种手段,在某种程度上两者形成了一个和谐体。
  同时苏轼又进行了参禅悟道,他以思辩的方式,对人生进行了形而上的超越,并对生命本体进行探索。苏轼对生命本体的探索则直接导向了他对现实的超越。苏轼以自己的特有的机制,把儒家“穷则独善其身”与道家的“任其性命之情”以及佛家的“四大皆空”等易于导向消极的思想赋予了积极的内容,将其作为一种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显扬自我的理论根据和精神支柱,培养了他不懈、不惧、不馁,任其自适而又观照现实的自由人生品格。
  道家思想的体现则是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世界上所有的事物的差别都来自于相互比较,有比较才有差别。苏轼注意到了事物相反相成的辨证关系,以哲人的睿智取消了事物间的差别和衡量事物的客观标准,模糊了事物质与量的实际界限,以此改变了事物的参照系,把自然万物和历史、人生放到一个更大的参照系当中去考察,随着参照系的无限扩大,具体事物的价值和意义就无限缩小,以至可以忽略不计,于是万事万物就平等了,就没有区别了。“齐物论”让苏轼以一种高昂的姿态凌驾于一切困难之上,当客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知不可乎骤得”而生悲时,苏轼却以一种超然乐观、旷达洒脱的胸襟和气度,在难以忍受的苦难环境中自得其乐:“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苏轼尘世一生,经历了百态人情,他常独自一人静坐沉思,回顾过去,考虑将来,掂量人际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思考人生的真正价值和生死归宿,体察天地万物变化无穷的道理。他的文章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跳出苦闷走入旷达的超脱,达到了一种“物与我皆无尽也”的“物我两忘”状态。如果说将事物放在无限大的范畴中来考虑以消除具体事物的差别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那么苏轼的这种“物我两忘”则是从人的情感上消除万物的区别。苏轼此时“羽化而登仙”的心境,正是佛家“容而化之”的关照。
  宋代文化的特质是“以人为本”,即从人的理性或感性入手来解决人的问题。如苏轼所言“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道不能决定人,而人能主宰道。人不是道的附庸和奴隶,而是实践道、发挥道、创造道的主体力量。人的审美主体在此得到提升,万事万物皆成为人的审美观照对象。苏轼发挥了人的超越精神,不再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失成败,从现实局促的功利之心的束缚中彻底解脱了出来,以一种更开阔的胸怀和更深邃的眼光对现实进行了审美体验,这就是他执着而又超越现实、现实而又审美的人格。苏轼这种思维方式实际就是以心理本体为特征的精神家园,是一种人生境界。它不仅是中国士大夫境界的极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产物。
  “苏轼以大气承载着生命,以灵气保育着生命,便使饱经忧患的生命焕发出美丽的光彩,既充分包含了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与‘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的刚柔两方面精神,又具有释道两家冲虚旷达、随顺世事的思想成分。”从政治化的儒学到心性论的审美的北宋文学嬗变使苏轼单纯地解决了人生不能永恒的烦恼,确立了“气”与“神”可以永存于天地之间的坚定信念。因此苏轼做到了有史以来真正的旷达和执着,他的精神超越不离对现实的执着,他从细微的现实生活中体味生命的个体,建立了以感性的心理自由为指归的审美人格。
  苏轼不仅以其耀眼的文学成就、更以一种执着人生、超然物外的人生范式独立于宋代文坛。无论是在对痛苦还是快乐的体验中,苏轼都能将一己之生命融于整个宇宙,从而彻悟生命、超越生命。苏轼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人的主体意识变化的先声,也因此他能成为整个文坛的一棵长青树,直到现在也还光彩四溢!
  
  李芳,西南大学文学院2006级研究生;宋艳丽,湖北民族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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