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痛苦鲁迅
作者：周晓明
1902年1月27日，鲁迅以一等第三名成绩从矿路学堂毕业，获得文凭。但鲁迅并高兴不起来。他后来回忆道：
毕业，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毕业，却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钢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没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的那么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
1902年3月24日，经两江总督批准，由江南督练公所派遣，鲁迅以“南洋矿路学堂毕业奏奖五品顶戴”的资格，同张邦华、顾琅、伍崇学等—起，赴日本留学。次月4日抵达横滨，30日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
鲁迅曾这样描述他们初到日本留学的情形：
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
在弘文学院学习期间，鲁迅积极参加革命派活动，还毅然剪掉头上的辫子，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同时，开始了“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并发表文言小说（《斯巴达克之魂》，1903年6月）和文言论文（《说镭》、《中国地质略论》）。此外，他还于次年10月，与陶成章等人一起，加入反清团体“浙学会”；此会即为后来成立的著名的反清组织“光复会”的前身之一。
1904年4月30日，鲁迅在弘文学院结业。按清政府规定，鲁迅应该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科学习；但鲁迅毅然决定改学医学：
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另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源自一个埋藏心底的梦：
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呐喊·自序》）
同年9月，鲁迅进入设在日本本州岛东北部的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习医学。但只学到二年级第二学期（该校学制两年；一学年又分寒假、春假、暑假三个学期），鲁迅便决定退学。原因之一，是来自现实的刺激，尤其是有感于国人的“麻木”：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
1906年3月，清驻日公使和仙台医专校长相继批准鲁迅退学申请。鲁迅遂抱着“弃医从文”的志愿，由仙台再次前往东京。
6月，鲁迅将学籍列入东京“独意语学会”创办的德语学校。此后，鲁迅一方面一直坚持学习德语，并一度学习俄文（1907年秋）；另一方面阅读和翻译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1906年秋，曾与许寿裳、苏曼殊等人筹划办《新生》杂志。1908年夏，每周日往章太炎在东京的寓所，听章讲学，历时大约半年。1909年上半年，与周作人一起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第一、二集，但到头来，在东京总共只卖出41本，其中一本还是老朋友许寿裳买的。此事让鲁迅颇感悲哀和寂寞：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呐喊·自序》）
1909年8月，鲁迅结束日本留学生涯回国。
鲁迅曾这样回忆这段经历：
……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画，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于是，鲁迅“走异路，逃异地”，不断改换专业、学习方式；仅在日本留学时间也长达7年多。但是到头来，连一个正式的毕业文凭也没有拿到，更谈不上是“学成回国”。由此，可以想见，鲁迅的求学和留学之路，也是始于痛苦，终于痛苦。
三、“走出”与“沉入”
从职业生涯看，鲁迅经历了不断地“走出”与“沉入”，经历过如毒蛇般纠缠于灵魂的大寂寞和大痛苦。
1909年9月，经许寿裳推荐，鲁迅赴杭州就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初级化学和优级生理学教员，兼任日本教员铃木珪寿的植物学翻译。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是清朝政府废科举、办学校之后，以杭州贡院为基础改建，建筑和学制仿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为当时浙江最高学府。该校于1908年4月15日正式开学，沈钧儒为监督(校长)；沈虽进士出身，却是富有民主思想的新派人物。许寿裳担任教务长，其他大部分教员或来自日本，或为留日学生。开办之初，该校民主和科学气氛较为浓厚。
然而，好景不长。1909年12月22日，当沈钧儒被选为浙江咨议局副议长赴任后，浙江巡抚增辒为控制该校，特派浙江神教育总会会长夏振武担任校长。夏振武一贯以道学自命，尊王尊经。到任后，夏辱骂革命党，反对新教育，提倡尊孔读经，并对教师、学生实行封建高压统治，引起进步师生普遍不满。鲁迅和许寿裳一起，参与了教师罢教乃至辞职离校运动。1910年1月5日，在社会舆论支持下，浙抚、学司被迫撤销夏振武监督一职，改由浙江高等学堂监督孙志敏任代理。（此所谓“木瓜之役”）
1910年7月，两级师范又聘请了御史出身的徐定超担任监督，执掌校政。徐又是一个旧派人物。鲁迅深知此人“未必有胜于夏”，不愿与之委蛇，便辞去教职，返回故乡了。
8月（一说9月），鲁迅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但不久又感到压抑和痛苦：
仆荒落殓尽，手不能书，惟搜采植物，不殊向日，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也。（《鲁迅书信集》）
出于无奈，鲁迅只得一封又一封地给许寿裳写信求助，在其他地方谋求饭碗：
他处有可容足者不?仆不愿居越中也，留以年杪为度。
越中学事，惟纵横家乃大得法，不才如仆，例当沙汰。……而家食既难，它处又无可设法，京华人才多如鲫鱼，自不可入，仆颇愿在他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鲁迅书信集》）
其间，他还曾经向上海一家书店寄去德文译稿求职，也被拒绝了。
1911年夏，鲁迅辞去一切教职。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本月中下旬，鲁迅应邀回绍兴中学堂任原职。11月，鲁迅曾集合学生组成“武装宣传队”，到街头宣传革命；还曾带领学生到城外迎接王金发率领的革命军。后接受王金发任命，出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年底，写成文言小说《怀旧》。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2月中旬，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部员。4月，临时政府及教育部迁往北京，鲁迅于5月5日和许寿裳一同到北京，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上班。8月21日，被任命为佥事；8月26日，因原第一科被撤并，社会教育司第二科改名为第一科；鲁迅任科长。但袁世凯统治下的教育部完全是一个官僚机构，加之处于草创阶段，每天除签到之外基本上无公可办。鲁迅到教育部上班第一天日记是这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