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二十世纪美国诗歌与中国第三代诗歌创作

作者：剑　男

　　斯蒂文斯对第三代诗人来说是一位充满了魅力的诗人。我想每一位看到斯蒂文斯诗歌的第三代诗人都会在他面前作较长时间的停留，因为在斯蒂文斯那里，诗歌具有不可复述的意义，它的意义就包含在诗歌的表达方式里，诗歌本身就因其语言和节奏显得丰盈而自足，——而这，正是第三代诗歌为在语言上反叛朦胧诗一直努力寻找的。韩东于坚等他们诗群是第三代诗歌中最具影响力的，他们坚持把诗诉诸从生命本能出发到达语言的过程，并提出“诗到语言为止”。如果撇开他们的口语诗不谈，我觉得这句话对斯蒂文斯的诗歌倒不失为一个比较准确的概括。并且口语诗在强调“语感”这一向度上也似乎与斯蒂文斯诗歌中对语言的要求有相似之处。尽管第三代诗人在对西方现代诗歌的吸收上不断地出现裂变和歧义，但显然，斯蒂文斯的影响是较为明显的。韩东的短诗《下午的阳光》中的“它不改变事物/却让事物改变了自身，”很难不让人想到斯蒂文斯的《不是事物的思想，而是事物的自身》。杨小滨的《关于东罗马帝国的七种隐喻》是第三代诗歌中在语言实验上走得较远的，但仍被人们认为其抒写动机脱胎于斯蒂文斯的《观察黑鸟的十三种方式》。可以说，在比较多的诗人身上都能隐隐约约看到斯蒂文斯的影子，包括孟浪，也包括南野。
　　受庞德及其意象派诗歌的影响在第三代诗歌中则要显得复杂一些，这主要是因为意象派诗歌及其理论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它对第三代诗歌的影响也因人而异地显示不同的诗歌风格。这其中，被评论界公认为吸收西方现代派诗歌精髓最多的西川就曾从庞德诗歌中吸取过较多的养分。程光炜在其《不知所终的旅行》中说：“西川诗歌资源来自拉美的聂鲁达、博尔赫斯，另一个是善用隐喻的，行为怪诞的庞德。”[5]西川受聂鲁达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值得怀疑，但西川八十年代的代表作《雨季》《在哈尔盖仰望星空》中的意象派诗歌特征确是比较明显的，其不使用华丽词藻，不使用揭示事物的形容词，避免抽象化而强调诗歌的隐喻等特点与庞德早期对意象派提出的几条清规戒律有着惊人的吻合。与西川同时受影响的则还有欧阳江河和开愚，欧阳江河八十年代初的《白色之恋》、《少女之死》在意象的营造上明显有着意象派诗歌的影子，开愚身上则有着更多庞德的气质，尤其是他那些意象奇特的短诗，很得庞德《诗章》的神韵，同时也和庞德一样有着出色的诗歌理论家的素养。
　　以上就是第三代诗歌受到 20世纪美国诗歌影响的一个粗线条的勾勒。其中还有很多第三代诗人受到20世纪美国诗歌不同程度的影响，我没有在文中一一谈及。我要说的是，第三代诗歌是被后来诗歌界认为对传统和陈规冲击力最大的一代诗歌，他们的创作在“实验”和“创新”的旗帜下呈现的多元格局是中国新诗产生以来一道最为壮观的风景。20世纪美国诗歌因其深厚的理论建树和独特的艺术魅力而比较普遍地被第三代诗人接纳并结合自己的诗歌实践加以创造性的改造是必然的，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中国新诗进入九十年代后进入一个相对平和的个人化写作时期，很多第三代诗人仍然是诗坛的中坚力量，就西方现代诗歌的影响来说，20世纪美国诗歌也仍然在继续影响着中国诗人的写作。比如福建的“死亡诗派”和梁晓明部分诗歌中对词语的迷恋，对传统叙事的颠覆就受到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美国语言派诗歌的影响。我相信，在当代世界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这种影响还将继续存在，就像中国古典诗歌曾经影响庞德、影响美国意象派诗歌一样。
　　
　　注释：
　　[1]贝钱钟书：《汉译第一首英语诗<生之颂>及有关二三事》。
　　[2]转引自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载《中国新诗年鉴》，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3]见李振声《季节轮换》，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
　　[4]见《北回归线》2007年卷。
　　[5]见《岁月的遗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剑男，诗人，教师，现居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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