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爱情《百鸟衣》
作者：张 畅
其次，诗中爱情的形成和发展符合爱情自身的规律：一份真正的长久的爱情一定取决于爱情的三个要素（即爱情三要素）：
第一，从生理方面来说，必须具备发育完全的生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于异性的吸引力，即通常所说的魅力。
诗中，对古卡有这样的描述：
长大了的古卡呵/善良的古卡呵！/像门前的大榕树——/那样雄伟，那样繁茂。[5]
而对依娌是这样描述的：
姑娘是美丽的公鸡变的/美丽的公鸡变成了姑娘/姑娘的名字叫依娌/姑娘做了古卡的妻。[6]
不难看出，无论是男主人公古卡，还是女主人公依娌都是符合这一生理条件的。值得一提的是，《广西壮族文学》（1961年初稿本）在谈到《百鸟衣》时认为“神话中的公鸡变人和诗里的现实气氛不够调和，而且，公鸡变成少女，即便是神话，也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对于此，我的观点是无伤大雅，公鸡变少女也好，母鸡变少年也罢，既然是神话传说，那也就自然有其本身所必然的神话性，从而无可厚非了。
值得注意的是：汉族的传说故事，一经壮族地区流传后，往往失去本来面目，不同程度的沾染上壮族地方的浓郁色彩，如祝英台在汉族地区，本是娴熟女，忠诚恪守着汉家的陈规旧矩；而在壮族地区，祝英台则冲出封建规矩的牢笼，勇敢地和梁山伯对山歌、谈恋爱，这个故事的结局，汉族地区是梁祝双双变成蝴蝶，壮族地区则是像《牛郎织女》一样，让梁祝变成两颗缀在天上的星星。《百鸟衣》的结局，古卡依娌也是变成天上闪耀的星星。在这一点上，它们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7]
第二，必须具备一定的可以适应双方生存发展需要的物质基础。男主人公是农奴出身，但是他天性聪颖，十岁便能打柴干活，足以养活他们一家：
古卡种的包粟/比别人高一半/古卡挑的担/比别人重一倍。
别人的扁担/一条用十年/古卡的扁担/一年换十条。[8]
而依娌呢？那更是劳动能手：
木匠拉的墨线/算得最直了/依娌插的秧/像墨线一样直。
依娌重的苦瓜/吃起来是甜的/依娌种的甜瓜/一百里外就闻到瓜香了。[9]
可见，作为普通劳动者，这一条件他们也都是能够满足的。
第三，则是建立在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之上的自身与他（她）人相适应的爱情观。应该说古卡和依娌都是属于下层农奴，所以他们无论是在兴趣、爱好，还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诸多方面都有着天然的相似性，这一点，通过诗的结局就可以反映出来。
古卡给土司穿神衣/忽然尖刀亮闪闪/尖刀白落红的起/土司一命归西天！
英勇的古卡呵/聪明的依娌呵/像天上的两个星星/永远在一起闪耀……[10]
他们阶级的一致性，使他们共同杀死了阶级的敌人——残酷的统治者土司，也正是由于这种一致性，完成了他们爱情的最终结局——永远在一起！
《百鸟衣》的爱情艺术还在于其与同类型的少数民族诗歌相区别的独到之处，与白桦的《孔雀》相比，《百鸟衣》的爱情藏有独有的民族浪漫主义色彩。《百鸟衣》是源于壮族的，带有极强的地方色彩，所以往往会有山歌对唱的情节穿插其中，那是属于劳动人民自己的恋爱方式。
《百鸟衣》的爱情艺术还体现在更真实、更加贴近生活。因为它所反映的是劳动大众的爱情，所以具有普遍性意义，更容易引起普通大众的共鸣。与此不同的是，《孔雀》所描写的是典型的王子与公主的贵族式的爱情，小人弄权，冲击的不是爱情本身。而《百鸟衣》则不同，土司强夺依娌，威逼利诱，发起的是对古卡与依娌之间爱情的挑战。当然，在古卡和依娌忠贞的爱情面前，任何巨大的威胁都显得不堪一击。
同时，《百鸟衣》的爱情艺术特点体现在其语言上，就是比喻、排比、夸张等多种修辞手法的充分调动。例如“金花银花开在一条藤”比喻“古卡依娌两人一个心”等。再如诗中所云：“像天上的云一样/古卡到处游/像塘里的瓢一样/古卡到处飘”。《百鸟衣》中的诗句，就如同其所讲述的神话故事一般，拥有神奇而幽幻的色彩，引人遐思，带给人一种神话的美感与审美享受。
四、《百鸟衣》的诗坛地位
从《百鸟衣》作为纯粹的爱情诗在当代诗坛地位来看，它似乎没有得到相关的公正的评价。当然，周扬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中，也曾经把它和《阿诗玛》放在一起，同誉为“经过整理和改编的民间创作的珍品。”[11]但那不是从纯粹的爱情诗视角分析的。如果是从此角度，《百鸟衣》的意义与地位要远高于《阿诗玛》，原因如下：
《阿诗玛》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其悲剧性上，《阿诗玛》的悲剧有其独特之处，它具有深沉的悲剧感，悲剧人物面对的是彻底的黑暗，没有一丝解救的希望。历史的发展已经决定了她必然的失败。悲剧处理的绝妙之处正在这里。它令悲剧主人公处于越是成功就越是失败的绝境。所以说，《阿诗玛》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悲剧意义上。悲剧以其特殊的艺术魅力而不绝于世，但是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不仅要懂得悲剧，更要懂得喜剧。喜剧从某种程度上，比悲剧更能折射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更加能够反映出深刻的内涵。我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没有悲剧的民族，但喜剧更能反映我国民族文化背景下的蕴涵。相比之下，《百鸟衣》的艺术价值则主要体现在喜剧意义上，这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大团圆，他们是经过了努力，有象征意味并被劳动人民认可了的，更加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大团圆由过程到结局都是融合了神话和爱情这两大民间文学元素的。
《阿诗玛》和《百鸟衣》都有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爱情的主题，相比之下，《百鸟衣》的爱情要比《阿诗玛》显得更加真实丰满：《阿诗玛》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爱人，她遇难了是由哥哥阿黑去营救的，从爱情诗的角度分析自然不如《百鸟衣》中由依娌的情郎古卡亲自去营救要好，后者更能体现爱情的可贵。
另外，《阿诗玛》是1953年由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到二十份异文，由黄铁、杨知勇、刘绮用“总合”的方法整理加工出来，又请公刘参与整理工作，在文字上进行了加工。实际上是“将二十份异文全部打散、拆开，按故事情节分门别类归纳，剔除其不健康的部分，集中其精华部分，再根据突出主题思想，丰富人物形象，增强故事结构等的需要进行加工、润饰、删节和补足”。但是问题在于，判断什么是“不健康的部分”、什么是“精华部分”，采用什么样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突出什么样的思想以组织整个叙事，其标准必然要依据当时时代共鸣的要求。原来长诗中的民间的暧昧复杂的因素被有意识地遮盖，而简化为一个符合50年代的时代共鸣的阶级斗争故事。其基本情节是：撒尼阿着底地方一户穷人家生了一个美丽善良的女儿阿诗玛，地主热布巴拉家慕名欲娶阿诗玛，说媒不成，于是用卑鄙的手段抢亲，阿诗玛哥哥阿黑闻讯赶回，闯过对手设置的重重阻挠救回阿诗玛。热布巴拉家向恶神崖神祷告，崖神发洪水挡住兄妹两人的归路，阿诗玛化为回声。这显示出整理者在整理过程中是有意识地以时代共鸣作为整理标准的，这就不能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扭曲了非汉民族的历史记忆。[12]
相比之下，《百鸟衣》则是由少数民族诗人韦其麟通过家乡的传说，亲笔创作，从这个层面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比《阿诗玛》要显得真切得多。所以说，无论是从思想内容上还是爱情艺术上，作为一首爱情诗，《百鸟衣》都要胜过《阿诗玛》许多。其诗坛地位也就自然要在其之上。
五、结论
韦其麟的《百鸟衣》是完全可以作为一首纯粹的爱情诗的。它从壮族同胞的文化背景出发，来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符合壮族的爱情文化背景，且符合爱情自身的规律，即符合爱情三要素，又能顺应爱情逻辑自身的发展，在爱情艺术的成就上它不逊色于白桦的著名诗篇《孔雀》，在诗坛的地位上它也应不下于在诗坛有重要影响的少数民族名篇《阿诗玛》。当然，《孔雀》也好，《阿诗玛》也好，作为少数民族诗歌的精华之作，都有着自己各自的特点：《阿诗玛》重在对封建统治的反抗和对自由的追求，而《孔雀》则既有对封建巫师的反抗，又有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但是，只有《白鸟衣》对爱情的反映和追求最为深刻，在爱情艺术上成就最高。所以说，爱情《百鸟衣》，即作为爱情诗的《百鸟衣》绝对无愧为当代诗坛的一枝奇葩。
参考文献：
[1]黄懿陆：《<百鸟衣>漫议》，《楚雄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2]白桦著：《孔雀》，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3]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胡仲实著：《壮族文学概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蓝鸿恩编：《壮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6]毛星主编：《少数民族文学》，湖南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7]陶立璠著：《民族民间文学理论基础》，重要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8]王庆生著：《中国当代文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韦其麟著：《百鸟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10]吴开晋、王传斌著：《当代诗歌名篇鉴赏》，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11]於可顺著：《当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2]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整理：《阿诗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13]张永健著：《诗神与现实》，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
[14]中央民族学院汉语文学系《民族文学选编组》编：《少数民族诗人作品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
张畅，深圳市福景外国语学校教师，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诗歌。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