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9年第1期
试论中国现当代女性创作的理性化路程
作者：李子诚
作家意识到了女性不仅仅是要取得自己的独立空间，同时母性责任的承担是无法逃避的，当我们看女人在爱的炼狱中涅槃以自我的牺牲为代价的悲剧精神时，在深层意义上我们应该意识到不是女性如何摆脱情欲所酿制的生命难局与永恒困境，而是去研究女性生命本体及命运。
此刻，我们看到了更为理性的女性在经历了热烈情欲的骚动与洗涤后，达到的从未有过的生命和谐。面对婚姻、家庭，女性的“心静下来了”。
正如王安忆自己曾说把自己的“一个女人的故事”称为“一个什么故事也没有发生的故事”，她把女主人公对爱情故事的宿命和虚无情绪里，暗示着一种女人命定里的沮丧，又从这沮丧里延伸出女人打破伊甸园的天真而走向成熟的希望。
三、“无名”状态下的女性个体意识
长期以来，女人一方面竭力跻身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试图用男人的目光或超出性别偏见的目光来看待和描述世界；另一方面却又为自身的种种局限、束缚困扰的骚动不安，想求得一种终极的释然，为此而不断地去批判男权中心的种种不合理，表达身为女人的不幸、苦恼、愤慨、意愿和向往。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当代文学由80年代的“共名”状态转向了“无名”文化状态，“无名”指的是“在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里，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宏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已经无法拢住整个时代的精神走向，于是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就会出现，文化思潮和观念只能反映时代的一部分主题，却不能达到一种共名的状态。”[6]因此作者进入了一种“个人化写作”，作家将自己对生活的个人感受转化为独特的审美形态并表达出来。
90年代的女性作家也放下了“代表全体女性发言”的集体主义性别立场，退回到个人感受世界的立场，从而反观整个社会。不难发现她们具有了从自我宣泄到自我隐匿转变的过程。
在动乱、纷繁的社会里，王安忆敏锐地从民间文化信息中挖拾一种记忆的碎片。王安忆的《长恨歌》以个人记忆的方式描写了上海市民的生活场景，在较小的社会空间里仍然创造了一个有声有色的都市市民世界，虽然作品中并不拒绝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宏大历史与叙事的景片裂缝处，女性写作显露出在历史与现实中不断为男性话语所遮蔽，或始终为男性叙述所无视的女性生存经验。
可以说90年代女性写作实践时，强调了其“文化立场”而非“性别立场”，她们从文字的游戏和喧哗中呈现出自己的精神反叛，或踽踽独行于无声处书写沉默千年的女性生命体验。这是一种新的尝试，女性个体形象出现代替了女性集体时代的共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非“类”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演绎着自己人生的悲欢离合、人性的美丑善恶。
在中国现当代的女性小说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哭泣的女性，同时也看到了不少微笑的女性，女性从束缚走向独立后伴随着是情感的理性化过程。相信，女性之笔不仅仅可以描绘有意义的图画，也能给我们展现女性自身更和谐的画面。
参考文献：
[1]孟悦 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郑州：河南出版社，2004：4。
[2]（德）马克斯·舍勒.罗悌伦等译.资本主义的未来[M].上海:三联书店，1998。
[3]胡慧群.他者的潜在性抑制——论丁玲前期小说的女性生存处境[J].中国女性主义，2005年春（总第3期）。
[4]张洁.方舟[C].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5]王绯.女人：在神秘巨大的性爱力面前——王安忆“三恋”的女性分析[J]. 当代文学评论1988（3）。
[6]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李子诚，男，云南楚雄师范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学教学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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