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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及其意义
作者：贾永新
范进“先母见背，尊制丁忧”。他在酒席既不用“银镶杯箸”，也不用磁杯、牙箸，必换了“白颜色竹子筷子”才肯，以此表示孝子情状。但吃起来，却毫无丧母之忧，抢先“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在官方理学规范下的虚情假意，伪善肮脏，令人恶心欲吐，其讽刺力量可透纸背。
再诸如那些嘴脸五花八门的假名士，本来热衷科举，是势利之徒，但碰壁后转而清高起来：利欲熏心者装作不计名利；趋炎附势者却伪装不攀附权贵；不学无术者满嘴诗词文章，借此装潢门面。这些群丑遮遮掩掩、欺世盗名，“总不免有新娘子怕羞”的味道，娄三、娄四便为典型。
5.正反对照，伪情毕露（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与一些名士清客格格不入，时时冲突、碰撞——虚其名）。
书中一开始就出场的人物王冕，他重操守轻名利，不慕功名利禄，一心孝敬父母，安贫乐道，坚守母亲临终的嘱咐，终生不仕。这样恬淡平和的人生态度，与虚伪做作等劣性十足的范进老爷的“孝母”情状形成鲜明的对照，又与热孝在身却当掉粗布孝服准备宴游的权勿用形成强烈反差。企求科举者，人格尽失，道德沦丧，人性泯灭；不慕功名利禄者，人格尊贵，身心康健，品行端庄。正与反两类人物在小说中交锋碰撞、冲突，美与丑不言而喻，是“名副其实”还是“名不副实”，不点自明。
其三、夸张变形，讽刺之功效力透项背——软其骨。
《儒林外史》采用夸张的手法写科举制度对举业中人的毒害至深，以至于使其精神失常，神经分裂，灵魂扭曲，以此极尽讽刺之能事。小说开篇不久就描写了年过花甲，屡试不第，受尽折磨、屈辱，精神失常的周进。他苦读、应举、落榜；再苦读、再应举、再落榜。周而复始的痛苦折磨他，单调乏味，令人生厌的生活情调耗费掉他的青春，英年早暮，满脑子的幻想与残酷的现实发生强烈碰撞：他愈是急于跨进科举的门坎，举士考试的结果愈使其大失所望，当他到省城要看剧院，“方到天字号，就撞死在地”，及看到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贡院”“号板”寄托了他的满腔希望，凝聚着他的心血，难怪他“只伏着号板哭个不住”，“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这种百感交集，完全丧失自我控制能力的情况实属愚拙、凄楚。更让人哑然失笑的则是“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查捷报”一回，范进历尽艰辛，终成大事时竟喜极发疯，他在科举道上，不惜以生命作为赌注，二十岁到五十四岁忍气吞声，唯唯诺诺，过着清贫苦寒的日子。三十多年的折磨、煎熬、打击，使他的灵魂已陷于囹圄，呈现憔悴、痛苦的麻木愚钝状态，一旦孜孜追求，朝思暮想的希冀变成现实，他已无力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惊喜，心理丧失了平衡，导致其疯癫，这种含笑的喜剧夹杂着带泪的悲惨。小说写这两个人物，皆用夸张的手法，让人物扭曲变形：一个“大哭”不止，一个“大笑”不停；一个“吐出鲜血”，一个“吐出白沫”；一个“撞死在地”，一个“昏厥”不省人事。科举考试对读书人的毒害如此深重，其痼疾就被摆到光天化日之下，作者不做评论，让读者揣情玩味自说是非曲直。
其四、通过细节与个性化语言的描写，让人物的本性见山露水——讽其贪迂。
书中的马二先生是为举业而空耗终生的悲剧人物，为迂腐儒生的典型。他把举业看成人生的光明大道，不仅自己孜孜以求，而且逢人便讲举业的事：言孔子的举业观，以至孟子、汉人、唐代、宋人的为官论，道出举业做官的实质。马二先生资助匡超人，并教导文章作法，讲“举业为政事，中举，中进士，即刻光宗耀祖，像《孝经》所言：‘显宗扬名’，才是大孝。那害病的父亲（匡超人的父亲有疾）睡在床上，没有吃东西，果然听见你念文章的声音，他心花开了，分明难过也不难过，分明那里疼也不疼了”。他如此无聊，精神空虚，性格迂腐，思想僵化，本身不觉悟，还要以此毒害别人，通过人物个性化的语言，就把这个醉心功名，形容寒酸的儒生刻画得淋漓尽致，以其言揭其弊，讽刺寓于其中。
严监生骂他哥哥时说：“像我有几亩薄田，日逐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常小儿子要吃，在熟肉店里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家兄寸土也无，人口也多，过不得三天，一买就是五斤，还要白煮的稀烂。”这些话，如怨如诉，骂的是严贡生，主要表现的却是严监生自己。这个临死还为了两根灯草直伸着指头不肯断气的细节，就活灵活现的刻画出他守财奴的性格，在他的言语中亦跃现了出来，为了让小妻扶正能拿出重金贿赂王家弟兄，平日竟买四个钱的肉哄小儿子，其吝啬本性在只言片语中就一览无余。
其五、通过外形描写达到讽刺的目的——丑其态。
周进“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无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开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这寥寥几笔，连用三个“旧”字就已写出人物生活的困顿，着一“破”字，可谓神来之笔，写出举业道上苦苦扎挣者“四体不勤”的特性。“红”“黑”“花白”三个词描写色彩，惟妙惟肖的勾画出周进不伦不类的衣着特点及委靡，颓唐的精神状态。
范进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衣服也烂了，又跌跌撞撞的扯破了好几块，这些外貌形态描写，画出醉心功名者狼狈不堪的丑态，作者的好恶感情融入其里。
其六、侧面烘托，实为揭露与鞭策——假其正。
关于科举制度的虚伪性，作者从侧面给以深刻的揭露，最突出的是对“优贡”的描写。被学政“题了优行贡入太子肆业”的，却是一个在赌场中抽头，替人当枪手，替人造假文书，并且忘恩负义，反复无耻的匡超人。另外还有一个哄吓诈骗，无恶不作的严贡生，也恬不知耻地对王家弟兄自称“前任学台举了第一优行又替弟考出了贡”。作者把书中最恶劣的两个人同“优贡”这个名目联系起来，这个制度的虚伪就窥一斑而见全豹了。以上两人因何举业有成，科举考试的弊端便不言而喻，鲍文卿受向知县委托巡场时所见就能揭示其本质。考场上“有替人代笔的”，“有传递作弊的”，“有丢纸团的”，“有装作出恭而在墙上挖洞接文章的”。这几句描写出童生参试的场面，暴露出科场考试的混乱与黑暗，从侧面揭露了科举取士如同虚设，难怪乎地痞，恶棍亦能跻身士人行列，像潘三找匡超人为别人替考索取银两之事就不足为怪。
三、讽刺意义及其影响——谑群儒、刺科举、针砭社会
《儒林外史》“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盖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依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终乃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5]这段文字高度概括的写儒林人的穷形尽相，表明作者憎爱分明的情感：全书戏谑那些“媚人”“骄人”“下人”和“傲人”；歌其“地上一层”为社会中坚。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应为一体，“功名富贵”致使诸人相去甚远、千差万别。作者笔锋直指科举制度，用娓娓道来的深沉加以讽刺。
在科举制度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文人读书人跋涉在科举的漫漫征途上，人格受到扭曲，形成卑劣、猥琐、虚伪、变态、迂腐、麻木、愚钝的精神状态。范进、周进等受害者只是个案，他代表着许许多多文人共同的命运，造成的原因为社会。“秉持公心，指擿时弊。”[6]其讽刺不再是针砭某个人，而是对整个社会的揭露。
书中极力张扬官僚缙绅蛮横粗暴、飞扬跋扈的本性。王惠为官后就迫不及待地吸膏吮血鲸吞若噬，掠脂斡肉；汤知县披上“廉静”的外衣，谋官敛财。手段残忍至极；地方缙绅严致中“卖猪”“霸猪”的行径极为野蛮，更令人义愤填膺，鄙夷不屑的是他嫁祸船夫，赖掉船资的做法。官绅勾结，鱼肉百姓。作者批判的利剑直指封建统治秩序。
《儒林外史》就是通过描写那些追逐名利，丧失天良，道德沦丧的人物，折射一个时代的罪恶，抨击物欲横流导致道德失范，精神虚无的社会现实。这种讽刺批判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清代后期问世的四大谴责小说，就是例证。讽刺笔法遂成为针砭社会的武器。
注释：
[1]郭预衡·古代文学史[M]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鲁迅全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15。
[3]清·吴敬梓·移田赋[A]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清之讽刺小说[M]
[5]清·闲齐老人·《儒林外史序》[M]
[6]中国文学名作欣赏，科学出版社，2000。
贾永新，中学教师，现居甘肃静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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