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故乡》中的对比艺术手法
作者：郑其松 沈周娟
对比一：碧绿的瓜田与萧索的荒村
小说一开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深冬时节故乡令人悲凉的景象：“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由眼前之景，小说自然地引出记忆中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怎样好呢？小说没有直接地作一番全景式的描述，而是匠心独运，以简洁地笔墨，用一幅瓜田图来表现故乡的美丽：“深蓝的天空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一方面是色彩明丽、情调恬美、生机盎然的画图，一方面是色彩灰暗、情调凄凉、死气沉沉的荒村，两相对照，故乡的今不如昔便不言自明了。这一组对比性的画图，突出了故事情节的背景，给小说定下了一个低沉的基调；而情调上的巨大落差又暗示人物“我”内心产生的一种压抑之情。
对比二：隆重的祭祀与易主的老屋
小说在展示故乡的现状这一全景后，把镜头缩小到一个封建大家庭的衰败之状：“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共同卖给别姓了”，“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几房的本家大约已经搬走，所以很寂静”。这个封建大家族已经分崩离析，如同瓦楞上的枯草永远地死去了。而三十年前，“我家的父亲还在世，家景也好”，那年家族的祭典也是那么的隆重，“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很多”。由此可以想见这个封建大家族当年的盛况，可如今这热闹繁华已不复存在，这在“我”的内心又添一层伤感之情，这一对比也使人们领悟到封建经济已经彻底地崩溃了。
对比三：清闲的“西施”与贪小的“圆规”
杨二嫂在小说中不是主要人物，但作品用于这一人物的笔墨倒也不少，显然这不是作者的闲笔。杨二嫂原是开豆腐店的，当年“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她面擦白粉，只是“终日坐着”，可见其生活的无忧无虑。而十年后的今天，这位当年的“豆腐西施”已今非昔比了，她那瘦削不堪的形体，圆规式的站相“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和拿了“狗气杀”飞也似的跑掉这种不体面的行动，以及口口声声的阔呀钱呀的语言等，都无不表露出她的生活的窘迫。这生活的窘迫改变了杨二嫂，使她从容貌到性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怪乎看到她时，“我愕然”了。这一对比其实也引起读者的惊异和深思。
对比四：刺猹的英雄与迟钝的木偶
闰土是小说刻画的主要人物，关于他的变化的笔墨自然最多，小说着重作了两方面对比。一是外貌的对比。少年的闰土健壮英俊：“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一双“红活圆实的手”，“手里捏一柄钢叉”。而中年的闰土却是憔悴苍老：“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犹如两张照片放在一起让人对照，难道如此巨大的变化只是年岁造成的吗？小说含蓄地摆出了另一张照片——闰土的儿子水生，尽管水生“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但水生却黄瘦，颈子上也没有银圈。闰土自身的容貌对比，父子少年时的容貌对比，突出了他们长期的生活艰辛与困苦。二是性格的对比。少年的闰土极为健谈，活泼可爱。他向“我”说了许多希奇的事，从捕鸟方法到刺猹等等，滔滔不绝。而中年的闰土沉默寡言，反应迟钝，即使说话也断断续续，“像一个木偶人”。这一对比告诉读者，不幸的生活不仅摧残了闰土的身体，而且摧残了他的精神，而精神上的痛苦远远地超过肉体的痛苦。这一对比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故乡》成功地运用了对比的艺术手法，突出并深化了作品的思想内含，构成了作品深广的时空感和立体感，称得上是对比艺术的典范之作。
郑其松，沈周娟，教师，现居浙江上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