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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韩非言语思想对文学的影响
作者：邱 渊
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焚书坑儒”标志着百家争鸣时代的结束，它以其极端的形式拉开了文化专制的序幕。从此之后，对言论的极端控制以及与此相伴的独裁就如病毒一样，种子绵绵不绝，而且变本加厉。
在此之前，中国早期的知识分子总是积极地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干预政治，企图以王者之师的身份出入王庭，成为贤明“人主”的座上宾。“焚书坑儒”以其极端的方式无情地毁灭了知识分子的一厢痴情，也一度给文化以及文学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先秦时期，知识分子拥有的是智慧和思想，这就是所谓的“道”；统治者拥有的是地位和权力，拥有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这就是所谓的“势”。知识分子企图用其智慧和思想参与社会，干预政治，决定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统治者则力图利用其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为所欲为。韩非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在韩非这里，“执要”的“圣人”并不是普通的贤哲，而执掌国柄的“人主”。但知识分子并不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使命和政治追求，这就导致了“道势之争”，“焚书坑儒”为“道势之争”划上一个句号。王齐洲先生对这个问题有极为深刻的论述，他说：“‘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性，也是他们的价值目标。”“‘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也是他们的道德追求。”“‘道’‘势’之争以‘势’的增长和‘道’的萎缩作为结果或趋势，恐怕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和真正的儒家学者所不愿看到又不得不正视的现实，采取避世立场的道家学者也许还能在虚静的精神世界里保留那一份‘乐道忘势’的超然态度，而积极入世的儒家学者则很难继续‘乐道忘势’，即使他们大力提倡‘道’，而这种‘道’已经不完全是可以与‘势’相抗衡的精神力量，而是服从和维护‘势’的道德说教了。”[3]（p.136-152）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在秦始皇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儒家学者关心社会的胸怀以及他们做“帝王之师”的痴情幻想使他们过多地关注现实的社会，他们要在政治理想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知识分子这种努力使当时作为广义的“文学”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即使下层人民的代表墨子也是努力地在可能的程度上和可能的范围内影响政治。“势”尊“道”卑使知识分子靠自己的智慧和人格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成为泡影，但知识分子的智慧仍需要表现，思想仍需要表达，感情仍需要宣泄。在“势”尊“道”卑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在统治者的淫威下求生存，文学在政治的重压下求发展，于是，文学在内容和特征上出现两种趋势：一种趋势是，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统治者教化民众的工具，成了歌功颂德的一种手段。另一种趋势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将自己的才华用来创造具有新的特点的文学，和先秦的文学相比，这种文学和政治的距离有所拉大，文学的艺术性增强，知识分子开始在这种艺术性相对增强的文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精神寄托。当然，也出现了一些将歌功颂德、教化民众和艺术性结合得很好的文学作品。
总体说来，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有两条主要脉络：一条是文体的发展贯穿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始终；一条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容和特点始终起着决定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钱穆.先秦诸子系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清]王先慎撰，钟哲校点.韩非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98.
[3]王齐洲.呼唤民族性：中国文学特质多维透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邱渊，男，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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