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青春、爱情、革命的众声喧哗
作者：高旭国
孔令芝：
看过《青春之歌》之后，我不得不由衷的感叹，女性的成长历程的确是一曲不朽的青春赞歌。看到林道静：由懵懂幼稚的女学生成长为钢铁般意志的女战士；由对“骑士+诗人”般的余永泽的狂热爱恋到最后为了革命挥剑斩情丝；由一个小资产阶级经过一系列共产党人的“开刀”而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女共产党员。林道静所唱响的青春之歌是一个逐渐抛弃小我成就大我的过程，同样也是女性意识被“革命+恋爱”程式逐步消泯的过程。其实我们更加怀念一身白衣坐在火车厢里的那个娴静的女孩儿，而非抱着水龙头冲锋陷阵的女战士。我们更愿看余永泽与林道静轰轰烈烈的谈感情，看他们为生活中的柴米油盐而争吵，而不是林与余志不同道不合而分开。
由莎菲到林道静的进步不可否认，但不觉得莎菲比林道静多了几分真实和女人特有的可爱吗？
於晶晶：
我觉得不应该去指责余永泽。俗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说来说去，余永泽也仅仅是为了能在那样混乱的社会中更好的生活，这没有什么错！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都希望过的更好，只是选择的方式不同而已。我们不应该因为他的选择不同而去指责他的不是。当然，在我看到余永泽离弃林道静之后，我也气愤。但是，事后想想，也不能一味的怪罪余永泽。毕竟，有几个男人能忍受自己的妻子在外面彻夜不归。余永泽也是深爱着林道静，不然他也不会在从图书馆里冲出来去解救自己的妻子。只是，当第一颗子弹从余永泽的头顶穿过时候，当一段近似枯萎的爱情和珍贵的生命放在一起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生命。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余永泽的指责应该适当。至少，他没有背弃自己心中美好的生活，执着的追求着。最后，他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把自己的妻子打扮的漂漂亮亮，一起挽着手走在大街上。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不就是明白自己需要什么，追求什么吗？那也不枉自己来人世走一遭。余永泽对生活的追求我觉得没错，个人的道路不同，我觉得他没有那么的可恶。
杨滢：
林道静和余永泽的诀别，是她思想和情感上的新起点，作者通过这样的描写，进一步说明了林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性格。我们可以在作品中看到的是林道静“对感情的软弱缠绵，对革命不切实际的幻想、狂热和某些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意识。林道静是带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来参加革命，在革命中成长。
英雄从来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人民在改造历史的过程中，同时也会改造自己，工农兵不是没有缺点的，小资产阶级也不是都没有好处，但是在革命中他们都找到了自己，这就是说一切东西在革命中都会有成长的可能，包括他们的爱情。这部作品可以说是革命，爱情，青春的杂糅。
看了作品后我们可能会思考：女性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女性的爱情在哪里？是不是爱情就是这样的遥远？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在革命中我们可以成就事业，但是作为人性中那些原本美丽单纯的东西，又到了哪里？
爱情，革命，像保尔和冬妮娅，是不是就是这种爱情的最终模式呢？
高旭国：
刚才，同学们的发言给我不少启发。
大家都把焦点放在林道静的身上，这更说明了在小说诸多的“裂缝”中，女主人公的“裂缝”是最多、最大的。就这个话题，我再讲几句。
仔细读过作品的人会发现，林道静原本是一个“小资”，她的抗婚、出走、结婚、离婚等故事原本是一个“小资”的故事，并不含有后来作家杨沫硬塞给她的那么多革命、政治的内容。因为在50、60年代，纯粹的“小资”的故事被认为是没有“教育意义”的，是不可能公开发表的，所以杨沫听从批评者的意见，作了反反复复的修改。其实杨沫所有的修改，概括起来就一条----把过去的“小资”的故事转换成现在的革命者的故事（或曰从“小资”走向革命者的故事）。但大家都知道，这种违背创作规律的“转换”注定是生硬的，注定是达不到天衣无缝的程度的。内在的“小资”，外在的革命者，二者的“貌合神离”，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的。如果单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年那些批评意见还真是击中了“要害”。
既讨好于官方意识形态，又讨好于民间读者，是50、60年代革命小说的一个共同特征。官方意识形态认可它的革命姿态，民间读者喜爱它的“小资”情调（刚才同学们发言，不也是喜欢谈论林道静的婚恋纠葛吗？），两者各取所需，联手打造出一大批所谓的“经典”。但如上所述，这种“经典”的背后，均隐藏着《青春之歌》似的“裂缝”，包括我们此前讲过的《红日》、《林海雪原》、《创业史》等优秀之作。这真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如果大家也感兴趣，以后我们专题研讨。
（注：此稿为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06年研究课题内容）
高旭国，浙江林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