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胡风其人其事其文简论

作者:沈 丹 周巨安




  正是胡风的倔强、执着与天真,使得胡风不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古训的作用。他执着地坚持着自己“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观,还时时为证明自己文艺观的正确而与当时已经取得对文艺工作领导权的茅盾、何其芳、周扬等人论战不休,结果使自己越来越被动。此时,如果他能及时醒悟过来,像其它知识分子一样勇敢地抛弃旧我,也许能得到“新生”。然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胡风就不是胡风了,这既不是胡风的性格,也不符合胡风做人、做事的原则。所以在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胡风便拿定主意,坚守着自己的阵地;他认为困难的局面形成,是那些与自己有矛盾的人的罪过。他对毛泽东,毫无抵触情绪,他认为毛泽东的《讲话》没有错。可以作为文艺方向的理论指导,真正错的是那些“低能兼恶意者”在兴风作浪。于是他顶着来自各方面的种种压力,始终不肯退缩半步。
  在胡风逝世后不久,香港的各报刊纷纷就胡风逝世一事作各种各样的报道,或评述胡风其人其事,或介绍、探讨胡风的冤案历史缘由。其中《中报》刊登《关于胡风》一文颇令人回味:
  胡风死了,如果鲁迅在天之灵有知,我肯定他是最悲痛的一个。
  胡风死了,他是中国现代文人蒙难之中,悲剧色彩最浓的一个。
  胡风的一生充满了缺点,他自信,孤傲,甚至有些过敏和猜忌,但他又是中国现代文化人中,最坚韧、最勇敢的一个!有几多文人能看清真理后,至死不回头的?有谁能够忍受单身监禁三十年——其间又屡传将被处死的消息——而信念不变的?我认为,除了胡风,再难举出他人了。
  ……
  在中国现代史上,勇于讲真话而不惜以生命抗争的文人是不多的,大陆将来要树文人纪念碑的话,我坚信,胡风决不会没有的。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胡风评价是中肯的。今天,我们要建设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和文化性格,倒是要从胡风执着、坚韧的精神中得到启发。如果我们能通过对胡风命运的思考,减少一些愚昧和幼稚,少痴迷与盲从,创造一个尊重人和尊重创造性的环境,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将会从中获得十分有教益。
  
  三、好激动、好论战的胡风
  
  执着、倔强的胡风一生都拥抱着自己的文艺思想,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将自己的思想视为生命,不管是何时,只要是有人对他的文艺工作者思想进行批评、指责,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拿起笔展开争论。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胡风形成了自己的文艺理论——“主观战斗精神”的观点。这一理论一问世,便立即引起文艺界的普遍关注,一些文艺理论家对胡风的理论提出了种种指责。何其芳认为:文艺的新方向“并不是简单地强调什么‘主观战斗精神’与客观事物紧密的结合”,而应强调艺术“与人民结合”。还有人认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是沿着现实主义的路,爬进唯心主义的泥潭。
  针对这些指责,胡风积极参与同他们争论。于1940年写出了长篇论文《论民族形式问题》,在这篇论文中,胡风全面论述了“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的合理的艺术表现形式。他批驳的人有:郭沫若、周扬、何其芳、田仲济、巴人、艾思奇、陈伯达等人。1941年胡风又写了《今天,我们的忠心问题是什么》一文,反驳了郑伯奇、罗莉、徐迟等人的观点。
  1949年何其芳在《关于现实主义》一书中的序言中,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思想,界定为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胡风立即应战了,他在论文集《为了明天》后面写了长篇“校后附记”,注文长达数千字,逐一驳斥何其芳的观点。
  解放后,当茅盾、周扬、何其芳、林默涵等人一次又一次地对自己发难后,胡风便按捺不住了,心中弥漫着作战气氛,拿起手中的笔,一如几年前一样毫无顾虑地进行反击,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胡风写出了《三十万言书》。《三十万言书》中,胡风详细陈诉自己自1949年以来遇到的种种打击,指责作为文艺界领导的周扬、丁玲、冯雪峰、林默涵、何其芳等人,而不是自己。在这里,胡风演了一曲汉代晁错“清君侧”的悲壮之举。然而,这次不是以胡风的取胜告终,反而使他跌入深渊,他的《三十万言书》也就成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从此,他失去自由达25年之久,直到1980年才予以平反。
  胡风的一生,是为思想理论而献身的一生,他保持了一个文人应有的人格,不趋炎附势,不人云亦云,有独立思考的意识,这正是今天的知识分子要好好继承和发扬的精神,也只有继承和发扬他的精神,才能告慰已逝去二十多年的胡风。
  
  沈丹,湖北黄冈科技职业学院讲师;周巨安,湖北黄冈科技职业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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