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试论杜甫在夔州时期的诗歌创作
作者：张朝阳
明妃若不伦矣；而其身世流离。圃与己同也。篇末归重琵琶，尤其微旨所寄，若日：虽千载已上胡曲，苟有知音者聆之，则怨恨分明若面论也。此自喻其寂寥千载之感也。”“武侯祠屋长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这一句。是咏刘备的正意所在。“此一首是咏蜀主。而己怀之所系，则在于‘一体君臣’四字中。盖少陵生平，只是君臣义重，所恨不能如先主武侯之明良相际耳。”这种生死不渝的君臣之情与杜甫在现世那种主弱将骄、叛乱四起的局势相对照，杜甫的心情哪能不悲愤苦闷呢?对诸葛亮的一生高度评价，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但他已深深感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杜甫虽然盼望在此危难之际能有诸葛亮这样的人物出来收拾残局，但他也似乎意识到即使有诸葛亮这样的大材和忠心，也不能恢复已经转移的国运了。这种对现实的无奈和绝望时刻涌上杜甫的心头。“此第五首，则咏武侯以自况。盖第三首之以明妃自喻，犹在遭际不幸一边，而此之以武侯自喻，则并其才具气节而一概举似之。”《负薪行》中把贫苦的劳动妇女作为题材并寄以深厚同情，在全部古典诗歌史上都是少见的。诗写土风。文字朴素。“《负薪行》言夔州俗，坐男而立女，有四十、五十无夫家者。末云：‘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与下《最能行》俱因夔州风俗薄恶而发……又以‘射利’忘其‘死生’，而兼‘盐井’。形容妇人之苦极矣!然以‘野花山叶’比于金钗，则当之者以为固然，不知其苦也，尤可悲也!”
在追怀历史的同时，诗人也总结了自己人生的历程和唐王朝兴衰的教训。《秋兴八首》《洞房》诸章，都是回忆长安往事。或抒发盛衰之感。或讽刺当时君臣，无不关乎国家兴亡，寄托深远。《八哀诗》围绕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赞美了在乱政和战乱中坚持气节或平乱有功的各类人物，也是给开元以来的友人和时贤所作的列传。“老杜之《八哀》，则所哀者八人也。王思礼、李光弼之武功，苏渊明、李邕之文翰，汝阳、郑虔之多能，张九龄、严武之政事，皆不复见矣。盖当时盗贼未息，叹旧怀贤而作者也。”《壮游》、《遣怀》、《昔游》、《夔州书怀四十韵》、《往在》等回忆自己从少年时代一直到流露巴蜀的毕生遭际。更是有意识地为自己留下的自传。“少陵《壮游》诗乃晚年自作小传，‘往者十四五’一段，叙少年之游；‘东下姑苏台’一段，叙吴越之游；‘中岁贡旧乡’一段，叙齐赵之游；‘西归到成阳’一段，叙长安之游：‘河朔风尘起’一段，叙奔凤翔及扈从还京事；‘老病客殊方’一段，叙贬官后久客巴蜀之故。通首悲凉慷慨，荆卿歌耶?雍门琴耶?高渐离之筑耶?”杜甫一生的特殊遭际，与“安史之乱”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戚戚相关，反映了这一段唐王朝兴亡治乱的“国史”。这是杜甫在晚年诗作中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可以算是对“诗史”的最好总结。杜甫以盛唐人追求理想的顽强精神不倦地讴歌着平定动乱，中兴国家的愿望，描绘出了这一苦难时代的历史画卷。他亲身体验的一切兵灾祸乱，政治风波都和他家庭的悲欢离合融合在一起，他对自己贫病潦倒的哀叹都与对国家盛衰的深刻思考结合在一起。
当然所有的回忆都是因现实而发，所以夔州时期对当前军政大事的关注和评议，仍是杜诗的重要题材。以《诸将五首》为代表的政论诗，指向了安史之乱平定后最严重的武将失控的问题，而对被“诛求”的百姓的深刻同情，也时时流露在观览风物、伤春悲秋乃至晴雨变化等日常生活的描写中。郝敬日：“五首慷慨蕴籍，反复唱叹，忧君爱国绸缪之意，殷勤笃至，至未及蜀事，深属意于严武，盖己尝与共事，而勋业未竞，特致惋惜，亦有感于国土之遇耳。”步瀛按：“此子美深忧国事，望武臣皆思报国，而朝廷用得其人，故借诸将以寓其意焉。”
反映时事、讽喻世情或自伤身世的咏物诗，是杜诗从秦州诗到草堂诗逐渐形成的一个大宗，到夔州诗里又发展为寓言式的咏物。且多以动物为赋咏对象，借题发挥。如《麂》五律一首，全篇代麂说话，其实是借麂以骂世。杜甫因小见大，这是整个剥削阶级吸吮人民汗血的真实写照。“衣冠兼盗贼，饕餮用斯须”，诗人代麂痛骂，充分表现了人民的愤怒。黄生说：“结语将衣冠盗贼作一处说。其骂世至矣!后半语不离咏物，意全不是咏物，此之谓大手笔!”吴乔云：“《麂》诗。为黎元也。衣冠盗贼，四字同用，笔罚严矣。其日蒙将，日无才。日不敢恨，悲愤之中饰词也。”又如《孤雁》五律一首，“以兴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凄凉零落。小人沓喧竞。其形容精矣。”总之“天地之间，恢诡谲怪，苟可以动物悟人者举萃于诗”是杜甫咏物诗的一大特点。
夔州诗这一创作高潮出现在杜甫生活比较寂寞沉阉的时期。重要诗篇以回忆、评论、怀古为主，这就引起了艺术表现上的一些变化，或者说早年已有的一些新变到夔州诗里得到了强化。这些变化与他这一时期对诗歌艺术的深刻思考也是密切有关的。从草堂诗开始，杜甫已经在有意识地探索当代诗艺的得失。《戏为六绝句》不但对当前有争议的庾信、四杰等前代诗人作出公允的评价，对屈原、宋玉和齐梁的清词丽句加以分辨，而且批评某些人一味崇尚清丽的诗风，缺乏雄浑的气魄。这些见解在他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他早年用新题乐府一反映时事的创作，虽然在当时没有理论的表述，但在夔州时写给元结的《同元使君春陵行》，就明白地道出了他赞同诗歌“知民疾苦”、采用“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的主张。作于夔州的《解闷十二首》中的若干篇章，一一评述苏李诗、谢灵运、阴铿、何逊、孟浩然、王维等人的成就，表述了向他们学习的苦心。《偶题》从骚人的传统追述到建安诗人，说出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两句至理名言。夔州诗在艺术上的变化，也是他对诗歌内在之“理”更进一步的探索。当诗歌上升到盛唐的巅峰时期以后，如何突破传统的创作思路，继续向前发展。使诗歌自身的潜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特别是在缺乏早年那种重大事件的亲身体验和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的情况下，诗歌怎样才能避免陈熟单调、停滞不前?这些都是杜甫在回顾总结前人成就之后必然要遇到的问题。他在夔州的各类诗体里作了许多表现艺术方面的突破性尝试。对于这些尝试及其给后人带来的影响，前人的看法见仁见智。但无论如何，夔州诗内容题材和表现手法的变化多样，超出了杜甫一生创作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代表着他的艺术已到晚期的成就。
夔州诗突出的新变之一是率意成章的作品和逞其才力的作品各见增多。它们一般都是抒写日常生活的闲情琐事，或与朋友酬唱赠答、谈艺论文等等。前者长短不拘，如陈贻先生所说：是当文章随便写，在特定的情境中表达他的心情，有的苦涩，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