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9年第1期

帕慕克和他的《我的名字叫红》

作者：云也退

　　这类画面比凶杀本身存留在读者心中的印迹更深，折射出帕慕克“文化代言人”的抱负：奥斯曼帝国向来被人与野蛮、残暴、专制联系起来，但是，政治上的黑暗并非这个政权的全部。在文化及对文化的重视程度上，自伊斯兰教创立以来，东方其实要比西方更加早慧。公元9世纪时，科尔多瓦哈里发就坐拥藏书上千，比500年后法王查理五世闻名于欧洲的900卷藏书还多。12、13世纪，阿拉伯文化还大大滋养了基督教思想。在艺术上，13世纪以后西方兴起的现实主义讲究按自身形象描绘事物，同往昔的“蒙昧”决裂，但由于古兰经禁止艺术家复制现实主义，穆斯林的艺术作品仍然保留了梦幻般的想象力，艳丽的色彩，画面中布满了自然界灿烂的动植物，到了《红》的故事发生的17世纪，其装饰性更强，因此盛产“插画”；而且侧重表现爱情题材，如古波斯诗人内扎米的叙事诗《蕾丽和马杰农》就在书中屡次成为画家创作所据的文本。帕慕克告诉读者，这两派绘画传统之间没有高下之分，细密画同样是表现人类智慧的最美的艺术，只是无情的历史却让它在西方绘画的影响和冲击下逐渐死去，犹如茫茫沙漠中一条断流的内陆河。
　　从穆罕默德诞生开始，直到18世纪被西方的洛可可彻底消灭，伊斯兰艺术的1000年无法逃脱盛极而衰的定律，细密画主宰奥斯曼艺术的那段时期正是日已西斜之时，霞光万道而又洋溢着悲情。穆斯林严厉的教义令细密画家只能“向后看”，恪守前人的叮咛和真主的指示，不能描绘肉眼所见的现实，不能带有自己的风格；当西方艺术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之后，这种与宗教戒命唇齿相依的艺术流派立即开始动摇，最惨的是恪尽职守的画家们，他们的艺术观连同世界观一起崩溃，甚至由此导致自相残杀的悲剧发生。
　　但帕慕克的历史小说并非纯为激发读者的怀旧之心，不管是《红》，还是《雪》、《白色城堡》还是近作《伊斯坦布尔》，都被认为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也因为频频批评政府而遭到文学界官方的排斥，他被控“有辱国格”一案震动世界，最后土耳其政府考虑到要为争取加入欧盟而表现得宽容一点，才撤销了诉讼。然而，帕慕克的批判矛头很大一部分正是集中于政府在追求入盟过程中的种种短视行为，在他看来，艺术的衰亡并非不可容忍，毕竟文化之间发生冲突和融合均属正常；但后人理应看到，悠久的文明一旦进入革新的轨道（不管是被迫的还是主动的），在传统之中熏陶生长至今的人必将痛苦万状--而在今天，这些人又往往处于社会的中下层，信仰、仪式、观念对物质匮乏的他们而言，是极为重要的精神依托。帕慕克觉得，土耳其政府无视这种矛盾的存在；两名细密画师之间发生的谋杀是虚构的，但他们的内心困境在剧烈转型的今天却普遍存在，如果得不到正确对待，其后果之严重不亚于谋杀。
　　这也就是帕慕克作品在“正名”之外还注重现实关怀的一面。如果说艺术流派的盛衰是自然趋势，那么第三世界民族为了追逐“发达国家”的美梦，有时却是主动地削足适履，牺牲本土的艺术、文化、习俗及其牵连的人民的利益。帕慕克描绘伊斯兰的太阳西沉之美，是为了揭开其下掩盖的那些创口，它们至今仍像活火山一样，不时地涌出迷人的鲜血。从这个角度看，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奥尔罕·帕慕克，绝非出于简单的“持不同政见者”情结：帕慕克的历史小说，值得那些和土耳其一样肩负厚重的历史和文明、正企图攀搭现代化快车的民族去细心品味。
　　
　　云也退，学者，作家，知名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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