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 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 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这一切 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这个真理吗？” 这一篇声讨右派分子的檄文， 宣告了从5月中旬开始的二十多天的备战阶段的终结。公开的，万炮齐轰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 也不能拖延了。一些地方学生已经闹事；一些教授已经想起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中全会，这是哥穆尔卡取代奥哈布，也就是最高领导换人的会；一些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已经在打算收拾残局了。如果听任这种趋势继续发展，将会出现什么后果呢？必须立刻扭转这种趋势。这篇社论就是个强有力的信号，宣告从今天起改变了航向。 这里回顾一下社论见报前24小时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 6月6日章伯钧同民盟六教授开会的情况，当天晚上史良就告诉了周恩来。后来章伯钧交代说：“会后，史良的意见是请示领导，找周总理谈。7日，国务院开会。史良对我说，前一天晚上已和周总理谈了，总理未置可否，她叫我再和总理谈一谈。我写了条子给总理，说情况很严重，谈话的人的态度颇为诚恳等等。总理也未表示可否。”（7月4日《人民日报》）周只能不置可否，因为这时已经在准备这篇社论了。报纸午夜就要开印，同右派摊牌已经是迫在眉睫了。此刻你要周恩来怎样表态呢？ 后来李伯球在全国人大的发言中说， 他6月9日在黄琪翔家里，听章伯钧说，7日国务院会议上，讨论人口调查统计工作问题时，包某批评如何尖锐，章伯钧笑周总理“当场难堪， 无话可答”。（7月15日《人民日报》）此处所说包某，当是指国务院参事包惠僧，此人曾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在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担任过人口局局长，是个有资格说几句的人。至于章伯钧说周恩来“当场难堪，无话可答”，却是误会。那时他心中想的，已经是明天开始的反右派斗争，无心与包某论难了。 这篇标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是从卢郁文收到的那封匿名信讲起的。这可并不是一条新闻。昨天的《人民日报》已经报道：卢郁文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就宣读了他收到的这封匿名信。信的内容，从报纸上摘录的字句看，其中有“为虎作伥”、“无耻之尤”这些话，而没有“揍你”、“宰了你”、“小心你的狗头”、“勿谓言之不预”这一类话。似乎称它做“辱骂信”比“恐吓信”要更加确切。 卢郁文在座谈会上说，这信是他最近收到的，可见已经有几天日子了。看来他当初并没有很重视这事，所以不曾在收到的当天送请公安机关侦破，或者送请报社张扬，而是过了几天才在座谈会上说出来。 《人民日报》编辑部当初似乎也并没有很重视这事。如果重视了，有意加以评论， 一般惯例是在报道此事的同时配发评论的。可是7日的报纸只报道了它，并看不出要加以评论的迹象。 6月7日已经决定，明天必须发表一篇社论，公开宣布转入反右派斗争。这虽然是6月6日六教授的会直接引发的，社论却不宜就用这事做由头。因为从技术上说，时间太仓猝，还来不及弄清楚全部有关细节；从政治上说，也不宜过早亮出底牌。此刻还要进一步引蛇出洞，人家看到底牌就不肯自投罗网了。既然还不到公布这个材料的时候，文章怎么写呢？眼前这张当天的报纸上有这个匿名信的材料，将就用用也可以了。社论就此立论：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 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 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 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 卢郁文一时成了新闻人物。后世讲到这一段历史还得提到他。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甚至成了历史人物。可是公众对于他的生平事迹知道得很少。只知道他做过“立法委员” ，1949年4月北平和谈，他是张治中率领的南京政府代表团的秘书长。和谈破裂，代表团成员留了下来，卢郁文也跟着留了下来。他收到匿名信的时候，是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这之后不多久，他是民革中央常委，国务院副秘书长。他的事情，民革内部的人可能知道得多一些。与他同时担任“立法委员”的谭惕吾大约就了解他一些底细。后来在批判谭惕吾的会上，程潜揭发说：“惕吾同志声称看不起卢郁文同志，因此连卢郁文同志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也看不起了。就在最近的座谈会上，惕吾同志还在算卢郁文同志的‘老帐’，回避当前政治上的尖锐问题， 掉转花枪来铺陈人家的历史。”（6月19日《人民日报》）可见在谭惕吾看来，算一算卢郁文的历史老帐是一件开心的事。只是她的这篇发言没有发表，人们也就无从得知卢某的更多情况了。 有人甚至疑心这匿名信是卢郁文自己捏造的。 朱蕴山揭发陈铭枢说， 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陈铭枢说卢郁文接到的匿名信是捏造的，还说卢郁文是小丑。 （7月15日《人民日报》）民革中央委员李世军也说，卢郁文接到的恐吓信怕是假的。 （7月17日《人民日报》）这一回陈铭枢李世军他们是冤枉卢郁文了。匿名信确实并非他的捏造。公安机关于1958年或1959年侦破此案，将写信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杨秉功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 《阿Q正传》写阿Q在恋爱的悲剧中挨了秀才一竹杠之后寻声去看热闹，却没有想到自己和这一场热闹有点相关。章伯钧看了这篇社论，一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他前天同六教授开会的反应，还真以为是为一封恐吓信而发的，还满不在乎。这天，他遇见费孝通，对费说：“恐吓信怎么吓住了共产党，值得这么反击。这社论是共产党‘示弱于人’ ，共产党这篇社论是输了。”（6月19日《人民日报》）这天晚上，他又去找史良，谈到《人民日报》这一篇社论，他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来，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6月13日《人民日报》）第二天是星期日，在黄琪翔家里，章伯钧对李伯球、 杨逸棠等人说， “这两天形势大变了，要‘收’了”，又说，“昨天《人民日报》发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共产党算是输了钱。‘收’得太早。听说各地方很乱，共产党何必自己下手‘收’呢？让我们去收场比较好，我们有办法，费孝通和我都是这样看法。”（6月26日《人民日报》） 储安平倒是立刻感到了这篇社论的分量。他很清楚，在新的政治风向之下，已经不再需要他来办报了，当天下午，他即辞去了《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务。第二天， 《观察》 时代的老友、现在又同属九三学社的袁翰青来看他。批评说，他的“党天下”论是错误的。储表示，他准备检讨，他不晓得知无不言本身有个界限，如果晓得的话， 就不说了。袁说：如果这样，你就不用检讨了。（6月15日《人民日报》） 李维汉的回忆文中说“《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1]，以为这篇社论出自毛泽东之手，此说似乎不确。如果真是毛的作品，就应该与《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一同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了。至于说，这篇社论是根据他的决策发表，传达了他的意见，当然是毫无疑问的。 -------- [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5页。 这篇社论发表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这篇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题目改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这不仅是反右派斗争的动员令，而且是一份计算周详的作战方案。 这个指示第一段是讲省市机关和高等学校的。以为这些单位大鸣大放的时间大约15天左右即足。提出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因为那时已经出现了有人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去串连活动的事情，指示提出：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在工厂，要召集老工人开会反击，要求工人看清大局，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 指示的第二段讲民主党派。提出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指示还要求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 这个指示还布置了高等学校里设法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的事，这一段文章本书前面已经引过了。[2] -------- [2] 见本书第五章。 尽管反右派斗争是反击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的猖狂进攻，但这个指示却提出了将要反击党内右派的意图。它说，党团员中的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因此，他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3] -------- [3]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1～433页。 按照这一份作战方案，从现在起，各地还有15天左右大鸣大放大字报的高潮，在此期间要让右派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同时要准备好几十篇批判右派的文章，待到高潮开始跌落时陆续发表。 反右派斗争就按照这个指示的布置迅速推向全国。 为了迅速造成声势，指导和推动反右派斗争，《人民日报》在6月8日的《这是为什么？》之后，几乎每天发表一篇反右派的社论。 9日社论的题目是《要有积极的批评， 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它一开头就把批评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的、建设性的批评”，另一种是“目的在于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破坏党和人民的团结的批评”。它说，“对于这种破坏性的批评进行正确的反批评，自然更为必要了”。 社论说：“现在确实有一些口口声声称赞‘齐放”争鸣’的人，实际上企图只让他们自己讲话，而不让别人答辩。他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一概封之为‘教条’，把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机构一概贬之为‘官僚主义’的制度和机构。……也还有人（例如陈铭枢）从正面劝勉道：‘光说缺点，不说优点，这才合乎“整风精神”呀！’言下之意，那种既说缺点又说优点、既说错误又说成绩的人，还有那些出来解答和辩论的人，就都是‘整风’的挡路者了。于是，他们就把对方的嘴一下封住，至少也是把对方放到一个如果答辩就是‘不虚心’的地位上去了。大家想想，难道这就叫做‘帮助党整风’么？” 就这样，社论给前段鸣放中的许多言论定性为破坏性批评，他们批评的教条主义其实是马克思主义，他们批评的官僚主义其实是社会主义。社论把对这些言论的反击，谦逊地称为反批评。同时，陈铭枢这个重要的右派分子，就这么轻轻巧巧的带出来了。 10日社论的题目是《工人说话了》。毛泽东写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要求：“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4] 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地遵照这个指示开了这样的会。《人民日报》在报道这些职工座谈会的时候配合发表了这篇社论。社论说，“他们对于一切反对共产党、诬蔑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诬蔑社会主义的言论，表示了坚定的斗争的决心”。这时，报纸上反右派斗争的气氛已经很浓了。 -------- [4]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1页。 11日社论的题目是《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它说：“我国目前还有少数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存在，这些右派分子还在利用各种机会积极活动，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在我国已经基本解决了，但是还有阶级斗争，还有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有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改变了不久前关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 这篇社论还说：“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人民民主专政？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的国家生活中的最根本的是非问题。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就是建立在对这样的问题的共同认识上面。右派分子企图混淆人们在这种根本问题上的认识。”划分右派的六条政治标准中的三条已经出现了。 12日社论的题目是《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这一篇里并无何种值得注意的意见，只是又增加了一篇反右派的社论，起了一点造声势的作用。 13日没有发表关于反右派的社论。 14日社论的题目是《是不是立场问题》。它主要谈一个问题：“在我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绩究竟是不是主要的？”社论认为，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是一个立场问题。右派分子“不许别人说成绩是主要的”。社论说：“倒是否认成绩，现在成了一个根本问题。因为如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是错误的，失败的，人们的面前就会是一片黑暗，新中国就会是一片黑暗，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就会是一片黑暗。如果是那样，那么问题就根本不是整风，而是要毁灭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毁灭人民的信心和民族的信心。”足见问题之严重。凡是不承认成绩是主要的人，当然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了。 《人民日报》的社论一篇接着一篇发表，政治风向也一天比一天明朗。许多人已经根据这些社论的导向改变了立论的基调，拥护这些社论，在发言中重复这些社论的意思乃至字句。不过也有一些人并没有立刻转过弯子来。 6月8日的指示提出要组织每个民主党派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还要派记者予以报道。这项指示立刻执行了。在6月8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李俊龙发言，谈到当天《人民日报》的社论，他说，写匿名恐吓信“是一种极不光明的卑鄙行为，我们同意《人民日报》对这种人的严正指责”。可是他又说：“我们应该继续坚持‘放’与‘鸣’的方针，应该保持这种广开言路的风气。”“如果明知有的共产党员在工作中存在着若干错误和缺点也不肯说，而只一味说些好听的话， 那就不是真正爱护共产党的正派人所应采取的态度。”（6月9日《人民日报》） 同一天，在九三学社的座谈会上，中央常委杨肇燫还在谈人事工作问题。他说，人事制度应该由党掌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些很能干、公正的非党人士也可参加一些，如科学院尽是些大知识分子，那么一些毛孩子怎么掌握？会上，另一位中央常委孙承佩也还在说大鸣大放中不应有清规戒律，他说，大鸣大放之中必然有片面的以至错误的意见。共产党难免犯错误，党外人士也难免犯错误。我们提倡实事求是，但是不可苛求或者限制。（6月9日《人民日报》） 6月10日在民盟的座谈会上， 候补中委陈新桂仍然说他完全同意储安平所说的共产党的“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他以为不足的是储安平不曾进一步指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根源是什么，他认为“党天下”的思想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中发生的斯大林错误，从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中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证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治制度是有问题的。他还说，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专政。这样，共产党在贯彻政策的时候，在实行对国家领导的时候，首先要信任共产党员，再就是信任青年团员，再就是信任靠拢党的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不产生宗派主义，不产生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不形成“党天下”是很难想象的。 陈新桂的发言刚完，中央常委邓初民、中央委员张毕来都发言批评他。有意思的是，正在受到批评的章伯钧也批评他，说陈新桂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根源的观点，是理论上原则上的错误。 章伯钧接着谈到了反批评是不是围剿问题。他说他不同意反批评是“围剿”这种说法。他说批评要有民主的风度，要有倾听不同意见的雅量。中共中央统战部开了13次会，有73人发言，大家提了许多意见，都是批评，共产党没有觉得这是“围剿”。现在，其他方面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不能说是“围剿”。否则，就是只许你批评，不许别人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提出“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这是合乎情合乎理的。 章伯钧谈到大家对他的批评，他说，关于对我提的意见，我不想辩论，因为那就太小气了。我的意见可能是对抗党的领导、损伤党的领导权的大错误，也可能没那么严重。我说到政治上的设计院问题，设计是工程技术人员的事，不是居于领导地位的，也谈到国务院的开会程序问题等，也许就我在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不适宜于提这些问题，也许我的话说得含糊。我决不辩护，不说言不由衷的话。 章伯钧还表示，不同意张云川提出的公开民盟中的共产党员。的秘密身份的意见。同意各方面对储安平的批评。 费孝通发言。他认为这次党的整风，不但是党内的思想改造，也是我们全体人民的思想改造。思想改造必须是和风细雨的，在紧张空气中，思想是不容易真的改造的。他赞成采取小民主的方式，最好是四五个人促膝谈心。因此，他觉得最近座谈会开得太多，而且都有记者参加，座谈内容过一晚就上了报，空气似乎有些紧张。看来， 费孝通愿意执行的是他在报纸上看到过的4月27日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却不知道现在执行的是他没有看到过的6月8日关于反右派的指示。 费孝通最后说，他认为鸣和放必须有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接受党的领导。 座谈会结束之前，陈新桂又一次发言，表示完全同意费孝通的发言，认为目前有些紧张是事实，这样大家的顾虑就不能消除。他指责《人民日报》，把这几天报纸上对于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反批评，说成是帽子满天飞。他说，报纸不要作盛锡福帽庄的老板。他还激昂地说：“老实讲，要是反革命分子，绝不会讲报纸上认为的错误言论；他一定会讲，共产党的成绩多么伟大之类。”（6月 11日《人民日报》） 6月 11日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民盟湖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说，他不同意《人民日报》最近几篇社论的态度。他认为这些社论发表得不适时，还有教条主义残余。他说，原来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不看这些社论也没有问题。如果思想上有问题的人，本来就怕放，现在一看，就更不敢放了。他认为这样发表社论，是与毛主席讲话和整风精神不相符的。他表示拥护鸣放中争的方式，但不同意一棍子打死的做法，他希望今后党更应该发扬大公无私的精神，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马哲民还不同意卢郁文认为墙是两方面的说法，他说这是不合乎《矛盾论》 的。他认为应该分清主导方面，不能看做是平衡的。（6月12日《长江日报》） 6月12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大都是些正面的话，特别是熊克武、刘文辉、程潜这几位起义过来的人，更是披肝沥胆地表示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态度。像刘文辉，就批评了陈新桂说的“三大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批评了章乃器说的“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危险”，批评了储安平说的“党天下”，以为这些意见是站在敌对的立场，企图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对于几天以来政治风向转变的看法，刘文辉说，目前这种反批评是不是“收”？或者客观上是不是妨碍“争鸣”？我认为不是。 这天的会上，老报人陈铭德也发了言。他首先对“恐吓信”加以痛斥，以为是卑鄙手段。他说，写信人是害怕这次整风运动会使得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这种人很可能是反革命分子。他认为《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提醒全国人民不要忘了在我国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是十分必要的。不过陈铭德表示了这样一种愿望，他说：在“鸣放”中出现的一些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不论其错误程度如何，究竟还是在桌面上公开讲出来的。对待这些言论，应该与写恐吓信这样的破坏活动分别看待。（6月13日《人民日报》） 陈铭德真是个老实人。他担心匿名信事件会影响到鸣放，殊不知正是因为鸣放造成了如此局面，才大事张扬匿名信事件的，他是把因果关系颠倒了。当初社论采用匿名信事件做由头，才使陈铭德这样的人想到可以“分别看待”，这也是有一利必有一弊，要是社论直接就六教授开会一事立论，即可免此弊。 《人民日报》6月9日的社论还在把对右派分子的批判叫做“反批评”，陈铭德主张，反批评应该在和风细雨的气氛中进行。他说，有一些人在进行反批评时，脱离了有的人原来也是提出意见时的具体条件，或者把一些原属错误意见加以进一步引申、夸张，这样做无助于别人认识自己的错误，对“鸣放”的继续开展可能有消极的影响。一直到这时候陈铭德还在希望“鸣放”的继续开展哩。 也是6月12日这一天， 农工民主党中央开扩大座谈会。杨清源、严信民等人都批评了章伯钧。王枕心却全面为章辩解，把别人的批评逐条驳回去。他说，一、章伯钧关于国务院讨论事情先拿出成品是形式主义的意见，我认为是不完全妥当；可是杨清源说，他提这样的意见就是旧民主主义思想，我也不同意。什么是旧民主主义呢？是假民主，欺骗人民的民主，实际上人民没有民主权利。章伯钧提的意见，并不是要这样的假民主。二、章伯钧说文字改革没有经过讨论，也有人说这不是事实。其实，讨论过的是改革文字的文字方案，至于“文字要不要改革”，的确是没有经过讨论的。三、有人说，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有脱离共产党领导的思想，我也不同意。设计院是参谋机构，并不是领导机构。铁道部和其他各部都有设计院，难道这些就是脱离共产党的领导了？对于其他一些批评章伯钧的意见，王枕心也都表示了异议。总括起来，他认为，章伯钧同志的发言，多少有些问题，可是没有一条是有原则性错误的。因此应该和风细雨地商讨，不可一下子提高到原则上来看。如果不实事求是，一切都要乱了。 会上，张申府也对章伯钧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章伯钧的发言太随便，说话不太多考虑。他认为章伯钧的立场不够百分之百坚定，但也够百分之九十五的坚定；关于章伯钧所说的组织“政治设计院”的意见，他认为还是值得考虑的。 章伯钧在座谈会结束前发言，感谢大家对他的批评。他谈到自己在几次座谈会上发表的意见，说：我认为在这几次会议上曾经谈到“政治设计院”、国务院会议程序拿出成品和文字改革问题，此外提到国务院机构下的各办各委应当改变，权放在各部会，多发挥管理机构的作用。谈这些问题主要是个人想对国家提出贡献；可是有些朋友们指责我说错了。他说，对这些问题我是有意见的，不是凭灵感和一时高兴；但是语焉不详。可能是犯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违背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但这错误要等我加以说明以后再作结论，这才比较合乎民主精神。我在民盟小组会上也说过我犯错误可能很严重，也可能不那么严重，但不作辩论。因为，马上就辩论，就等于抗拒批评，不合民主精神。打球有球规，你打来，我打去。章伯钧说，我那个政治设计院可能是有代表性的错误。最近有朋友告诉我，有许多的学校和机关的一些人提出来要参加“从设计到施工”，要党退出学校这一类荒谬的言论，恰与我所说过的政治设计院问题，看起来有相似之处。他表示：希望同志们继续提意见，我要考验自己，用“动心忍性”的功夫，克制自己，锻炼民主风度，请老师。 这次座谈会上还宣读了正在郑州为农工民主党发展组织的张云川写回的一封信。信中说：看到《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登着农工民主党中央座谈会的消息，一看内容，不是对共产党提意见，帮助整风；却变成了对张云川提意见，成为农工民主党整风，甚觉希奇！你们要求我来郑州干事，在我不在座没有机会发言的情况之下来批评我，也令人很觉得那个。对于这封信，章伯钧解释说，第一，不是农工民主党党内整风，是帮助中共整风。张云川有回来说明的机会。第二，按照各民主党派同中共协议的精神，只帮助中共整风，我们党内暂不整风，将来再说。现在批评我，是纠正帮助中共整风中发生的偏差。（6月13日《人民日报》） 6月14日九三学社的会上， 候补中央委员顾执中提交了一份书面发言，他分析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一般人所讲的话，大约可分为四种，即：一，好心说好话；二，好心说坏话；三，坏心说好话；四，坏心说坏话。他着重描绘了好心说坏话的人的情况。他说，过去，这种人为了爱说话，爱提意见，不免在不同的场合，遭受到宗派主义者与官僚主义者的打击、排挤、暗害与不重视。在今天的整风运动中，有不少人已不顾一切的说了许许多多的不好听的坏话，这种坏话虽然在实质上是好话是良药，但往往容易被误认为坏话。他还提到，当我们跟坏心说坏话的人进行斗争时，切忌皂白不分，把好心说坏话的人，也顺便的随意牵涉在内。这样做，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是不应该的。在政治上是助长坏人，孤立自己，削弱自己，是最最危险，而英明的党也决不会做的。（6月15日《人民日报》） 6月15日，邵力子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发言，这时他已按照《人民日报》最新社论的精神立论了。他说，有人说，不是言者无罪吗？怎么围剿起来？邵力子辩驳说：鸣鼓而攻，不等于判罪处刑，围剿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言者无罪，更不等于言者无过， 说错了话应该纠正，犯重大错误的话更应该予以严正的驳斥。（6月16日《人民日报》） 刘斐听邵力子念到“鸣鼓而攻之”这一句的时候，插嘴说：是“小子鸣鼓而攻之”哩！ 他们两位都是1949年和平谈判中南京政府代表团的成员。一同过来，一同留下，老同事了，不妨开点玩笑。他们那一代人，“四书”都是读得熟的，都记得“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一句，“小子”在这里不过是“我的学生们”的意思，并无恶意，可能还有一点亲呢的意味。再说，把“鸣鼓而攻”作为一句成语来用，并不是邵力子开的头。《辞源》里就有这词条。刘斐硬给添足这两个字，看来是不怀好意，是要对这些鸣鼓而攻的小子们和正在发言的邵力子表示一下不敬吧。这对会场的气氛大约也有点影响，使演出正剧的场面忽而不协调地抹上一笔喜剧的色彩。又好笑，又不能笑，多尴尬。所以，在下一次的会上，甘祠森在揭发刘斐的这一回捣乱的时候， 就大声问他：你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6月19日《人民日报》） 刘斐当然是右派。就在他插嘴说“小子鸣鼓而攻之”的这次会上，还有一件事也同他有关。会上，陈其瑗很激愤地说：“试问，我在统战部说的话有什么肉麻？我说，我在内务部和共产党员合作共事，关系很好，彼此之间没有墙、沟，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难道我非要说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才不肉麻吗？为什么李主席要宣布我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肉麻？”陈其瑗发这么大的火，是因为在民革的一次会上，主持会议的李济深念了刘斐递上来的一张纸条，说陈的发言很肉麻。（6月16日《人民日报》） 为了使右派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的面目，除了组织这些座谈会，让他们畅所欲言之外，还在报纸上刊登他们的文章。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人民日报》转载了一些原来刊登在学校校刊上的文章。像黄万里的《花丛小语》（6月19日）、刘地生的《要求共产党第二次解放中国人民》 （6月22日）等等都是。各报编辑部前一时期收到的右派分子来稿，这时也发表了一批，显然都是准备批判的靶子了。 6月10日的《沈阳日报》 上刊出了沈阳师范学院张百生、黄振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这是一篇七干余字的长文。它希望：“在这次整风中，党除了应当坚决铲掉宗派主义、 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三害’ 而外，更重要的是要挖掉‘三害’的根子，进行彻底的革新，不然将有葬送党、葬送社会主义的危险！” 文章三分之一的字数是谈对肃反运动的看法。它说，“这一运动打击面宽，伤了感情，使党群之间的‘墙’加高加厚了，使党群之间的‘沟’加深加宽了。很明显，党中央对残余敌人的估计是最大的主观主义，在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宁左勿右’，打错了好人，破坏了法制……“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忧之！’” 肃反运动的指导理论。这篇文章指出：“显然这是受了斯大林同志的社会主义事业越发展敌人越多的错误理论的影响。最后党中央提出的‘有错必纠’是英明的，适时的。有些人把肃反中的错误完全加在肃反干部身上是不公平的，除了少数乘机打击报复者外，他们不过是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而已。根子在北京。” 对于毛泽东亲自定性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这篇文章说，“胡风及‘胡风集团’是反革命分子吗？根据前些时候公诸于世的材料看来，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从胡风给党中央写的‘万言书’中，丝毫看不出有反革命的味道。他只是就意识形态范围内的文学艺术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建议罢了，他的某些看法和建议今天看来还是正确的。对林默涵、何其芳同志的教条主义的批评，这是公民的起码权利，是百花中的一朵，是百家中的一派。至于《人民日报》揭发的材料和《人民日报》的按语，表面看来无疑是反革命，其实有些是历史问题，有些是在言论不自由的情况下对教条主义者发出的暗语，怎么能说是反党反人民而兴师问罪、大加围剿、拿入囚牢呢？‘偶语者弃市’的做法，仁人志士谁还敢开口！这样只能阻塞言路，助长‘三大主义’，葬送革命。胡风问题已过了两年，为什么还不公开审判？我们要求党中央如果打对了就立即公开审判，如果搞错了就马上开释，并恢复其名誉。” 这两位作者替胡风鸣冤叫屈还不够，还要过问党内的事。文章说，“高、饶事件的真相也应当向全国人民公布”。 这篇文章还指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冒进”。例如农业合作化，文章指出：“我们的农具同两千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就这样一窝蜂似的组织起来，很多是变相的强迫命令，干部水平低、工作混乱、非生产人员增多、生产积极性降低（比单干时）等毛病就在所难免。……至于说农民都有加入合作社的要求，是自由参加的，其实是大多数农民怕带落后的帽子不得不参加。去年农业增产，不能完全归于合作化，主要的是党的信贷政策发挥了作用，假如把这贷给集体农民的二十二亿人民币贷给小农，可能还会收到更大的效果。” 更加肆无忌惮的是两位作者论党的部分。文章说：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前由言论到行动都是站在历史的最前列的，全心 全意为人民，与人民水乳交融，亲密无间。而解放后则逐渐在成为人民的 上司，逐渐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变成了空洞的口号， 自己变成了特权者，陶醉于自已是开国元勋，有汗马功劳，应当有权有势 的泥潭中，陶醉于自已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自我欣赏里，总以为自己是最优 秀的，非我不可。自吹自擂地宣传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把自己摆在国 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党即国家，国家即党’的气派。由于党对一切 问题有最后决定权，从组织上又不信任非党人士，就会把党外一切逆耳的 忠言拒于千里之外，这就便党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开始脱离群众。党虽然拥 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但这仅仅是占全民总数的百分之二弱而已。中国不只 是一千二百万共产党员的中国，而是六万万人的中国；新中国不只是党一 手创造的。共产党的意见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的，从前面说过的‘错在 中央’就可以得到证明。况且有其名无其实的‘党员’日渐增多，难道百 分之九十八的非党同志都无德无才，应当绝对服从百分之二的人的主张， 当这百分之二人的‘顺民’么！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人民的历史’ ‘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原则有什么共通的地方？” 这篇文章指出：党的威信一年不如一年的病根在于党有绝对的领导权。它论证说： “一些老党员进城以后，有了特权，渐渐忘记了革命的真义，喜欢奉 承，作威作福，思想硬化。解放以后很有些人看到入党是攀登仕途的拐棍， 有权有势，官高禄厚，步步高升。于是蜂拥而至，‘争取’入党，在党员 和党组织面前，极尽其拍马（方式变了）的能事，伪装积极，唯唯诺诺， 唯命是从，歪曲事实，欺上压下……以博取党员和党组织的欢心，达到入 党之目的。入党以后，仍如上述之外，还加上对群众不是推心置腹，吃苦 在前，而是成为党的‘包打听’，教训、申斥群众，以改造者自居，等等。 于是，在党群之间就形成了一道隔离群众的‘铜墙铁壁’，促使党从组织 上、思想上硬化，先锋队与战斗队的作用日渐削弱。这不是党的危机么！” 这篇文章认为：“建国以前和建国之初，党有绝对领导权，党员得到重用，就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合乎规律的，今天的情况变了，历史要求党取消党的绝对领导权和党员的特权，不然党将阻碍历史向前发展。”对于这个意见，文章作了这样的论证： “今天矛盾的性质变了，人民的觉悟提高了，大家都有建设社会主义 的愿望，人民也有参加国家事务的决策的要求。而且取消党的绝对领导权 不是取消党的领导，而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使党永远是先锋队。很明显 的是取消了党员的特权之后，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才要求入党了，为了 借此向上爬的卑鄙的个人主义者用八抬大轿请他他也不希望入党了，因为 入党以后无利可图，反而处处需要带头，起模范作用。这样一来，党的组 织才能纯洁，党才能通过党员的模范作用去影响人民，才能通过他的正确 的主张去领导国家，才能根除‘三害’，才能拆‘墙’平‘沟’，才能团 结全国人民，才能推动历史前进。” 这篇文章还提出了扩大民主、革新国家制度的主张。它说： “解放后这几年来是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有也只是形式，不 仅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 了一纸空文，党可以不遵守它。实际上是一党专政，是党中央政治局少数 人独裁。党内也没有民主，下级党组织和党员只能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决 议，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是有职无权，只有执行决议的义务，没有参与决 策的实际可能。党是太上皇，威武神圣的。一手托着马列主义的圣经，一 手拿着国家政权的宝剑，谁敢提出异议，不是被扣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 就是被带上‘莫须有’罪名的手铐。选举只是变相的任命，代表只代表个 人，谁也不知道自己选的人是怎样的，他代表自己说了些什么。至于集会、 结社、出版等，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能逾越雷池一步，这怎能体 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对人权的侵犯，严重的破坏法制，必须改变。” 改变的办法，文章指出： “应该实行直接、普遍的竞选，让代表们能够真正代表本选区大多数 选民的意见，对本选区人民负责。应该让人民自由组织新的党派、社团和 出版报刊，以便广开言路，监督政府，反对廉价的歌颂，提倡大家起来反 不良的现状，只要不反人民，不反社会主义就行，反对共产党的政策也没 有关系。‘真金不怕火炼’，共产党是不怕反的，假如不代表人民利益的 主张和措施，被反掉了又有什么可惜呢！” 关于国家制度，文章说： “国家大事谁说了算？在宪法规定是‘人大’说了算，而在实际上， ‘人大’不过是个泥菩萨而已，全权都操在党中央手里。‘人大’只是走 走形式，举手通过，完成立法手续。几年来很少看见‘人大’对国家大事 进行过真正的讨论，很少看见委员提出重大动议，却偶尔看他们的一些无 关痛痒的考察记在报上发表。这岂不是笑话！更可笑的是号称统一战线的 ‘政协’，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有关学习等问题的工作上，实际是不问政 治，或者说问而不政，政而不治，治而不协。‘人大’和‘政协’就像两 朵纸花一样点缀民主的门面。当然，错不在‘人大’和‘政协’，责在党 中央。党对‘人大’与‘政协’说来，成了超政府、超宪法的太上皇。不 只是以党代政，而且是以党代宪法，以党代‘人大’……这样少数人的专 断，肆无忌惮地发号施令，不发生错误倒是不可思议的了。而党中央建国 以来就没有进行过公开的自我批评。要改变这种独裁误国的现象，必须把 党从‘人大’与政府之上拿下来，把政府置于‘人大’之下，使‘人大’ 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人大’代表必须经普遍的竞选产生，一定要选出 才高德劭者，才能起到真正的代表的作用，不要按各党派‘政治分脏’的 比例瓜分席位。要设立各种专门组织，集中最优秀的各种专家参加工作。 ‘人大’常委会应该是专职的。人民代表不应兼任政府之职务。应该创办 ‘人大’的有关刊物，向人民宣传政策，刊登消息和讨论的重大问题，监 督政府工作等。至于党对‘人大’怎样起领导作用呢？我们认为这就要靠 党员代表的作用。只要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党员在人民中享有威信，人 民一定选他进去。” 6月15日《人民日报》 上转载12日《陕西日报》上刊登的陕西师范讲师王尊一的文章，题目是《“三害”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并注明“本报转载时略有删节”，删去了一些什么内容，不详，就看删剩的，也够厉害了。文章一开头就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是存在在个别机关或个别学校里，是在目前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普遍地存在着。哪么我们要根除‘三害’是不是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掘一下呢？” 文章对于天下是谁打下来的就是谁的这样一种道理表示不能接受，它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确有伟大的功勋，但从此共 产党骄傲起来了，以为天下是我们打下的，政权应由我们掌握，好官我自 为之，人民只能听从共产党的命令、指挥和摆布，人民那有宪法上赋予的 思想、言论的自由。” 文章还拿元朝和清朝的情况和当前的现实作类比，它说： “元朝时候，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蒙古人，第 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宋人。当时统治权在蒙古人手 里掌握，其次才是由色目人掌握，汉人和宋人只是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罢 了。我们把这种政治叫做‘民族压迫’。再如清朝入关以后，政治要职都 设复职，如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满、汉人各担任一职，满人官品高， 汉人官品低， 满官有职有权， 汉宫有职无权。这种政治我们也把它叫做 ‘民族压迫’。但是，反观今天，全国人民也可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 的人是共产党员，第二等是共青团员，第三等是民主党派，第四等是群众。 国家机关、学校、企业的首长，也是多设复职。正的总是由党员担任，副 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职无权。这种政治的形式，除了本质 不同外，和元朝、清朝又有什么区别呢？这种政治制度，应该叫它个甚么 名字，我不知道。” 这篇文章还说： “几年来，在各个部门和各个角落，工作发生了错误，总是说下级执 行政策有偏差，或者说没有掌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是，政令的草 率颁布，更张频繁，保守、冒进、又保守、又冒进这样摇摆不定，还说是 为了适应情况的发展。另外，一切讨论变成了形式，严肃认真的讨论根本 展不开。领导上对待恭维、奉承、吹牛拍马的人认为是积极分子，认为政 治上可靠，可以得到提拔或升官。对待在政策、号召上稍存怀疑，或提出 不同看法的人，便认为是思想落后，不进步，保守顽固，甚至给戴上反党、 反人民和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这样一来，谁还敢对党提出一个字的批评 呢？” 6月18日《文汇报》刊出了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徐仲年的杂文《乌“昼”啼》，《人民日报》“略有删节”后于23日转载，文章分三小节，第一小节从有人以“凤鸣”比喻“报喜”，“乌鸣”比喻“报忧”谈起，以为“乌鸦是益鸟，向人‘报喜’的喜鹊反而是害鸟”。第二节的小标题是“毛毛雨下个不停”，这是黎锦辉写的一句歌词，毛泽东曾引用来说明“和风细雨”。可是这篇杂文说： “毛毛雨下过不停是有害的：下得久了，秧要烂，棉不结铃。田初湿 时是软的，容水过度就会变硬。‘清明时节雨纷纷’，尚且要‘路上行人 欲断魂’；不幸而霪雨一年半载，老百姓就得饿死不少！ “和风细雨自有他的妙处，但迅雷烈风也有扫荡阴霾之功！某些时候， 错误严重，态度顽强：那就用得着迅雷烈风了；在这种情况下，和风细雨 不足以息民愤！ “尤其不希望对己和风细雨，对人迅雷烈风；对党外人士要求自我批 评，对党内人士则要求批评别人！ “我听了许多代表所反映的内容，有些事真令人发指！小民主解决小 偏差，大错误就得用大民主来纠正，正如对症下药，有些病该用霸药来治。” 这意思很明显：以前历次主要是整党外人士的运动，都是迅雷烈风，现在共产党内整风，却要求和风细雨。杂文作者认为，对于有些令人发指的严重错误，就该用霸药来治，和风细雨不足以平民愤。 这篇杂文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7月9日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说： “右派最喜欢急风暴雨，最不喜欢和风细雨。我们不是提倡和风细雨 吗？他们说，和风细雨，黄梅雨天天下，秧烂掉，就要闹饥荒，不如急风 暴雨。你们上海不是有那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叫《乌“昼”啼》吗？那 个‘乌鸦’他提此一议。他们还说，你们共产党就不公道，你们从前整我 们就是急风暴雨，现在你们整自己就和风细雨了。……现在，右派还要挖， 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因为他们来了个急风暴雨，这好像是我们报复 他们。这个时候，右派才晓得和风细雨的好处。他看见那里有一根草就想 抓，因为他要沉下去了。好比黄浦江里将要淹死的人一样，那怕是一根稻 草，他都想抓。我看，那个‘乌鸦’现在是很欢迎和风细雨了。”[5] -------- [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5～446页。 徐仲年在他这篇文章中说，“我模仿《乌夜啼》，作《乌“昼”啼》。是否提防猎人的枪？不在考虑之内！”结果竟引起了毛泽东本人的批评，恐怕更不在预料之内吧。 这就是反右派斗争开始阶段的形势。一方面，许多人按照6月8日以来的《人民日报》社论的导向迅速转变过来，挺身而出，鸣鼓而攻；一方面；也有不少右派分子还在发表言论，发表文章，“自投罗网”[6]。 -------- [6]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7页。 要把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要给右派分子以致命的一击，光靠《人民日报》每天发一篇反右派的社论还是远远不够的。要叫他们投降，必须先缴了他们的械。这就必须把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从他们那里收回来。 毛泽东2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和3月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虽然没有正式公开发表，可是早已在党内外作了广泛的传达，当时只愁人们不了解这新方针，只愁了解这新方针的人太少了。对这两篇讲话的传达，对于热闹了几个月的大鸣大放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不少的人是受到了毛泽东的讲话的鼓舞，才投入到鸣放中来。大鸣大放中，不论是发出悦耳的鸣声的，还是发出刺耳的鸣声的，都引经据典，而所引以为据的经典，就是毛泽东的讲话，特别是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马哲民不满意《人民日报》6月8日以来的那一系列社论，就以它不符合毛泽东讲话的精神为理由。就说那个因学生闹事而被处决的汉阳第一中学副校长王建国，他罪状中有一条，就是对学生提到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似乎这篇讲话可以作为学生闹事的依据和护符。当事情已经起了变化之后，已经不再需要鼓励鸣放，而要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时候，决不能让这篇讲话为右派分子所利用，利用为乱鸣乱放的依据，利用为猖狂进攻的兵器和铠甲。这就有必要把原来的讲话修改之后正式公布，作为标准本。此后谁再要引据以前未经修改的文本，就都是有意歪曲和篡改了。 此时公布讲话的标准本，可能还有一个外部的原因。那就是《纽约时报》从华沙一位消息灵通人士那里得到了这篇讲话的文本， 即将它详加摘录，登在6月13日的报纸上，其中包括毛泽东在整理修改时删去的一些内容。为了应付这一篇突发事件， 颇费了一些踌躇。《人民日报》6月14日发表《是不是立场问题？》之后，有整整一个星期不再发表有关反右派斗争的社论， 直到6月19日公布这篇讲话的修改本之后，才在22日发表《不平常的春天》，又再陆续发表有关反右派的社论来。一星期未发社论，可以看作是这种踌躇的表现。现在，为了消除这次泄密造成的影响，正式发表标准本是一个可取的办法。 这个标准本在6月19日的报纸上发表， 题目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标题下注明：“这是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一篇讲演。现在经本人根据当时记录加以整理，并且作了若干补充。” 这里所说的整理和补充可并不是通常那种文字修饰，而有很重大的意义，应该仔细看看。 有一些，是单纯技术性的变动。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原来第六个问题是增产节约和反对铺张浪费，第十一个问题是少数民族同大汉族主义问题，西藏问题，发表时这两个问题互换了，次序，小标题的文字也更加精炼。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原来讲的第四点是整风，第五点是为人民服务，发表时也互换了次序，文字也有改动。此外还有多处因语法修辞方面的要求而作的改动。 整理时，删去了不少内容。例如，原来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是一个新问题。因为历史上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或者谈得少，或者有错误。这样就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找到了一个颇高的位置。发表时这些内容都删去了，改为：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这就比当时说的谦逊多了。 原来讲话中说过的一些具体的人物，具体的事情，具体的数字，都删去了。陈其通、马寒冰等四人的文章；《人民日报》对这篇文章的长时间沉默；钟惦棐的文章；王蒙的小说；对王蒙小说的围剿，流沙河的诗《草木篇》；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党支部副书记马云凤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的标语；1949年以来处死反革命分子的数字，等等等等，都删去了。外国的人物，如赫鲁晓夫、哥穆尔卡、拉科西、格罗、铁托、卡德尔等等，他们的名字和对他们的议论，也都删去了。 一些原来说得不很确定的意见，发表时写得比较确定得多了。例如，原来说，有人说民主是目的。我们跟他们说，民主是手段，民主也可以说，又是目的，又是手段。发表时改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在谈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问题的时候，说：我们这个国家这么多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生产。发表时，这个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的意思给删去了，变成要“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且，“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这一修改反映了毛泽东在人口问题上的摇摆。1949年评白皮书，他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7] 。那时还是取得全国政权的前夜，可以说还不知道问题的深浅。到1957年这时，问题已经相当明朗了。马寅初在1955年就已经提出了人口问题。1957年的政协会上，李德全、钟惠澜、劭力子的发言，都以节育为主题。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少生一点就好了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真正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不久之后的反右派斗争中，人口问题也是一批判的题目。 -------- [7]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1页。 甚至在反右之后的一年；1958年，毛在一篇影响极大的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中还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1958年至1959年大跃进的后果，才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了人口的压力是什么意思，这以后才不再听到他说人多是好事了。人口问题上的批判带来的后果就是人口爆炸，1957年时候是六亿，到1987年就超过十亿。 比起删削来，意义更重要得多的是增补。究竟补充了些什么内容呢？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1986年重编《毛泽东著作选读》，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题解中说： “讲话公开发表前，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由于当时对右派分子向共 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份严重的估计，在讲话稿的整理过 程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 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 所谓“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例如关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发表时增加了这么一段：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 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 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 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 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 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据薄一波说，这一篇从讲话记录稿到最后发表稿，加上中间的修改稿，共有15份稿子，就是说，一共修改了14次。而这一段话，是修改过程中逐渐加上去的。讲话原稿一直到5月24日以前的修改稿， 都是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即意识形态方面还存在矛盾和斗争， 而从5月24日以后的改稿，阶级斗争的范围就逐渐扩展了，分量也逐渐加重了，最后改成现在这个样子。[8]读者当能记得，5月24日，正是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准备批判右派论文的中间。 -------- [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586～591页。 还增加了这样一段： “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 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 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 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可惜的是，他在增补这一段的时候，没有同时给读者一个定义，没有说明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包括一些什么内容。 这篇讲话中最重要的增补，是六条政治标准： “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 非呢？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 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 （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 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 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 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 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这六条标准之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这意思，上个月他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已经说过：“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现在不过是再添上四条公布出来罢了。 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确实是最重要的两条。后来1979年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这两条就包括在内。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条是容易理解的，也从来没有什么疑义。共产党的文件如果不强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倒是奇怪的事情了。需要研究一下的倒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 因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并不总是很确定的。1957年六条标准中所说的社会主义道路，同1979年四项基本原则中所说的社会主义道路，含义已有很大不同。举一个例，1957年初，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9] 在1957年的文件中，也是把粮食统购统销规定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当年谁非议了统购统销，就应划为右派分子。后来粮食购销办法都有了改变，也就不再把统购统销包括在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之内了。所以，在一段较短的时间里来看，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的含义似乎还是相当确定的；而如果放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来看，它却是颇为不确定的了。 -------- [9]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5页。 增补的第六条：“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时，可以说是已经到了中苏关系公开破裂的前夜。表面上虽说还维持着友好的姿态，实际上分歧已经很多。这一点，毛泽东心中有数。1956年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他谈了许多对苏联的不满。他说：“我们不赞成苏联的一些事情，党中央已经跟他们讲过好几次，有些问题没有讲，将来还要讲。”[10] 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再讲一讲中苏关系。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11]这一点，在他的对手赫鲁晓夫也同样是心中有数的。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说：“我记得1954年我从中国回来以后曾告诉过我的同志：‘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以避免了。’我是根据毛泽东的各种言论得出这个结论的。”[12]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虽然与苏共二十大新路线的影响有关， 却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两党的分歧。 赫鲁晓夫回忆说：“关于‘百花齐放’的口号，我们决定不在报刊上发表。毛泽东并不傻；他知道我们的沉默是表示对他这个口号不赞成。”[13][14]毛泽东确是感觉到了这一点，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讲到苏联报纸不登陆定一文章的事。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还说了“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苏联同志不理解”[15]。特别是在鸣放整风中，已经有不少人提出了苏联损害中国利益的问题。 -------- [10]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1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4页。 [12]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65页。 [13]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66页。 [14] 赫鲁晓夫还说， “我认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 ，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17页。）这样来看毛泽东提出新方针的动机，并不全面，忽视了他确实也有想作若干改变的一面，但是后来的反右斗争，给了赫鲁晓夫这样说的口实。 [1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8页。 这里要特别提到一件事， 就在公布这篇讲话的六天之前，6月13日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一次会议上，在讨论国家决算预算草案的时候，常务委员龙云发表了这样几点意见：1.抗美援朝战争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2.第一、二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他们有的赖了债，有的美国不要还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年以内还清，时间过短还要付息。建议延期二三十年归还，借以缓和国内经济紧张。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3.苏联解放我国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16]偿还不偿还？4. 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援助。（7月14日《人民日报》）龙云这人，凭他已经表示过的对章乃器先生、章伯钧先生非常钦佩，凭他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发表的意见，已经够划为一名右派分子了。他的这些话，只不过是一个右派分子增加一些右派言论。可是在苏联方面看来，这是一位全国人大常委在常委会上的发言。按照苏联模式的体制，人大虽属于国会的性质，却总是反映政府的意见。为了不使苏联方面认为龙云的发言是中国政府所授意，认为“双百方针”包含有反苏的内容，就十分有必要公开批判龙云，把这次发言作为他的最大罪状。也许可以说，这第六条是为了龙云的这次发言而添上去的。后来中苏关系发生了大变化。到1979年将这六条政治标准改为四项基本原则时，就删去了这一条，不再认为是必须坚持的了。 -------- [16] 据司徒雷登提供的数字， 当时苏联在中国东北拆走的工业装备“价值二十亿美元”；（见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程宗家译，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71页） 毛泽东在提出这六条标准的时候，十分客气地表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只是他没有说，这“不赞成”的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不久之后的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就会让人们明白这一点。 当人们6月19日早晨在报纸上看到这篇正式发表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些听过录音、听过传达、或者风闻过原来讲话某些内容的人，都对着报纸目瞪口呆了。一些在这篇讲话鼓励之下鸣放了好一阵子的人，看到赫然在目的六条标准，才发觉自己已经误入白虎节堂，叫苦不迭了。罗隆基说，他因为毛主席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中没有提出六项政治标准，所以犯错误。（7月11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经过删削、改写和增补之后，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文件，右派分子再也无法利用它。反右派斗争的最大障碍已经排除。反过来，这个文件成了反击右派的威力最大的武器。它在这时修改发表，就像炮兵群向敌军阵地的地毯式射击，把正在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打得晕头转向，无地容身。6月8日毛泽东写的《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提出，从这一天开始，大约15天内左右时间，还要组织一次大鸣大放大字报的高潮，高潮跌落时即陆续发表原来准备的反击右派的文章。现在这篇讲话修改发表，高潮立刻陡然跌落。原来预计的15天左右的时间，实际上只用了11天。 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最初是和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同时整理成文，同样经他本人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原来有意将这两篇讲话同时公布的， 可是后来却没有这样办。宣传会议讲话直到1964年6月才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中首次发表。这时反右派斗争已经过去六七年了，当年关于“放”还是“收”的那些争论早成陈迹。那些听了这个讲话深受鼓舞的人，例如傅雷、徐铸成等，许多已经成了右派分子，正在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历程之中。所以，这个讲话的公布，已经没有前一个讲话发表时所引起的那种震动了。人们也不怎么重视它，到1986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重编《毛泽东著作选读》时，甚至抽下了这一篇。 不过，对于这一篇当年曾起过很大动员与鼓舞作用的讲话，我们在回顾当年历史的时候，却不应该忽略它。这时也顺便说说它的修改情况。同前一篇讲话一样，它原是一篇动员鸣放的讲话；修改的意图也同前一篇一样，是要把它修改成为一篇反击右派的文件。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不可能不同样留下自相矛盾的明显的痕迹，加进了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为了反右派斗争的需要而添写的，可以看到的，有“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这是应该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等等。 为了顺利开展反右派斗争，在解决了修改发表讲话稿的问题之后，还有一个小小问题必须解决。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规定：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整风开始，也真有那么一些非党员根据这个规定请求免于参加。现在既然已经转变为反右派斗争，决不允许有人借此逃避，因此必须取消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的规定。 7月27日《人民日报》 刊出了《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决定》。宣布： “一切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应当把参加这一运动和斗争看作是自己的 崇高的义务和应有的责任。因此，国务院决定：凡是进行整风的单位，所 有工作人员，都应当积极地参加这一运动和斗争。” 这个问题就这样轻易地解决了。 于是，反右派斗争就在全国政治界、工商界、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科技界全面铺开。 ------------------ 海阔故事汇 倾情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