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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社会语境和国产电视剧

作者:陈 阳




  戏说片在社会上的争议较大,但又是近年出现的娱乐片中一个庞大的群体,鱼龙混杂之中,也有一些属于探索较为成功之作。我们看《宰相刘罗锅》、《还珠格格》等戏说剧是不同于历史正剧的,它们对待历史的态度不是以符合历史真实为标准,而是选择几个历史人物任意发挥,仿佛是在借历史写童话,而且有意将人物的关系中身份等级进行模糊处理。在这里君臣大小,长幼尊卑没有了历史中的那种壁垒森严的区别,而是在打破这种关系之后,把人的情感、智慧充分释放出来,营造出新鲜引人的趣味。戏说历史的缘起,是从港台拍出的《戏说乾隆》、《戏说慈禧》等电视剧开始,《戏说乾隆》在内地播放的成功,实际上也喻示着追求趣味的剧作,在内地市场同样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并且深得大众的喜欢,也为商业娱乐片开出了一条新路。这类作品的人物关系颇似巴赫金所总结出的民间狂欢文化的第二特征,即取消人物的等级界限,使人物趋向亲昵。《还珠格格》的主人公小燕子,是一个来自民间的虚构的小女子。在电视剧中,她完全不是按照历史真实感来设计的,她对皇上嬉皮笑脸,在皇上面前敢上房、敢说谎,简直是个女孙悟空形象。这个作品的叙事整体上没有那种权威叙事的信念,也没有现实的历史真实和道德评判的担保。所以主创人员明确说这就是戏说,它是由兴趣至上的大众文化美学来支配的。因此,在这样的片子里,历史真实性已经不再是吸引观众的必要元素,而代之以趣味和喜剧效果的实现才是生产者的目标,观众感到有趣,才会把手中的遥控器锁定在固定频道,接下去的收视率提高便会转化成源源不断的商业利润。这样的商业娱乐片,必然是充分承认观众的选择权利,充分研究大众心理的兴奋点之后,才能很好地实现自己的商业目标。
  《宰相刘罗锅》被称为是"大陆首部纯粹戏说历史的大型作品",并"为平淡的历史题材电视剧注入了活力"。"《宰相刘罗锅》的变向实质上是一个向世俗趣味、世俗观念变化的过程。它有可能将历史剧、忠臣戏这类庙堂文学变成普通百姓喜爱的故事会,将再生产封建意识的生活方向标和堵截历史的权威令箭变成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艺术堂前燕"。这部剧与从前的忠臣戏大不相同,后者总是皇上圣明,大臣贤能,君臣齐心协力共同解决内忧外患,诸葛亮、包青天、狄仁杰全都如此。在《宰相刘罗锅》里则完全不同了,大臣敢戏弄皇上,不再对皇上言听计从,而是大胆犯上,这是对君臣关系的全新解释。这种别致的君臣关系构成了吸引观众的一大要素,看惯了驯顺臣子的老百姓猛然遇到外貌丑陋但却棱角分明、足智多谋的刘罗锅, 自然先是感到新鲜有趣,之后就是由衷地欢喜了。
  转型时期的电视剧生产已经进入到产业化发展的轨道,制播分离之后,电视剧生产企业在经济利益的促动下,更加关注适合调动观众参与热情的娱乐片,以其不断提高收视率,并获得更高的商业利润。因此娱乐性较强的言情片、武侠片、警匪片、青春偶像片等类型化的剧作,也都在处于不断的探索提高之中。文化工业时代的降临,这些商业类型片也将会从目前鱼龙混杂的状态走向成熟。
  
  四、大众"深层社会心理"的表述
  
  作为大众文化形式的电视剧艺术,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能够集中反映出时代和社会的信息,传达出民族文化心理的嬗变、时代观念的更迭和社会意识的变化。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上述的心理、观念、意识以及社会的文化精神,也是电视剧生产者所要极力把握的内容。大众文化时代的来临,使大众心理诉求这一以往被官方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遮蔽的声音,日渐找到了特有的表达方式,并成为电视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文化生产者更是不断察言观色细心体味,否则面对的将是大众手中权力的默默否定。
  德国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电影的母题研究时发现,由于战争给德国人民造成的心理创伤,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人心目中,已经蕴含了倾向于权威统治的无意识征兆,并在电影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克拉考尔认为,如果所有有关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因素,都不足以说明纳粹精神在德国土地上繁衍起来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在经济蜕变、社会需求和政治阴谋的可见的历史的后面,隐藏着一个更隐蔽的历史,德国人民的深层倾向的历史"这个隐蔽的社会倾向的历史,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德国大众的欲望和无意识,也就是具有社会性和时代性的"深层集体心理"(克拉考尔语)。因此,克拉考尔明确指出,作为当时大众文化形式的"电影在反映社会时所显示出的与其说是明确的教义,不如说是心理素质--他们是一些延伸与意识维度之下的深层集体心理"。在克拉考尔看来,存在于电影中的母题不仅反映出大众欲望和大众心态,而且可以成为某个历史进程与深层心理的证据。显然,大众"深层集体心理"是整个社会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部分,它的独立品格以及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充分确立了它在大众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它的无声呼唤也在不断调整大众文化的方向。
  过去的文艺理论研究只重视作家作品之维,而忽视了文艺中的读者接受和影响之维。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姚斯发表了接受美学的重要论文《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才开始对现代美学理论加以清算,使重客体的思维向度转向重主体经验的理解和解释之维。姚斯意识到,读者本身便是一种历史的能动创造力量。而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并不是客观的,它是与读者的价值体验有着密切关系。在这里姚斯强调了读者在阅读新东西的同时也在阅读过去的东西,读者的联想作用受到了肯定,那么,这种联想的始基就不仅包含了阅读经验,也包含着读者个人经验中的心理偏好。接受美学在这一点上,没有做进一步的探讨,对读者心理取向探讨的忽视,也许可以从人本心理学那里得到补充。马斯洛所提到的"高峰体验",在审美中经常见到,也是读者在阅读和欣赏中希望得到的状态。"高峰体验"发生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必须"有某种同型的动力在起作用,在某种相互平行的反馈和回响存在于感知者的特征和被感知者的特征之间,因而人和外界往往互相影响。简言之,感知者必须与被感知的对象之间彼此符合,或者说他们必须互相匹配,不论好坏,总之好像一对夫妇……一个善良、真诚、美好的人比其他人更能体会到存在与外界中的真、善、美"。这种同型现象表明,读者心理上的需求,能否在艺术作品中得到呼应,都直接影响到读者对作品会采取的态度,甚至可能对作品发出的信息采取断然的拒绝立场。从这个角度说,克拉考尔所讲的"深层集体心理",不仅具有历史研究中发现的意义,也是大众文化生产者在有意无意之间,对大众心理的重写和呼应。
  接受美学揭示出人与本文是一个互为主体的关系,确立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独立一维。艺术交往活动的本质在于,人总是通过本文与潜在地存在于本文的作者进行"对话",形成一种心灵对话、灵魂问答的关系,即"文学的本质是它的人际交往性质"(姚斯语),正是读者依据个人经验的解读和阐释,才能将作品从静态之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的生命。那么创作者在原初进行创作之时,将自己与"作为意向的读者"的关系是否摆放在平等对话的位置,实际又关系到作品本身的生命力问题。这种交流关系的实现,在哈贝马斯的"完全的对称"理论中,即是需要具备这样的两个条件:首先是平等,不存在任何人的特权和优势;其次是可互换性,言者和闻者的角色是不断互换的。在此平等的平台上,观众、读者的思想和心理意识才会受到充分的尊重和体现。巴赫金的对话主义理论认为,作品中蕴含的各方意识的充分表述和交流,使作品凝练出一种思想。即思想的存在是以对话为前提的。从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中发现,恰是不同的声音、不同意识互相交流的连接点上,思想才得以产生。思想并非是一种主观的个人心理的产物而"固定居住"在人脑中,思想是在两个或几个意识相遇的对话点上演出的生动事件。思想在这方面同言论相似,思想同言论构成辩解,得到其他声音从其他立场做出的回答。
  大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对作品给以理解和解释,他们也在对作品提出来自心灵内部的欲望的呼唤。一部电视剧在社会上获得的成功,推究其原因,我们总会找到喜爱它的群体的"深层集体心理"。越来越多的作者在寻找大众的意识和欲望的突出点,并且向往着成为大众话语的代言人,因为这样一来,就意味着他立刻就会成为大众拥戴的明星,其作品也就成为文化工业时代的畅销品。这种情形在转型时期的电视剧市场表现得尤其明显,社会价值观念的悄然变化,也在促使大众的心理发生震撼与分裂,不同风格内容的电视剧,频繁激起阵阵反响,犹如城头变幻大王旗,也正说明了当下社会心理的多重型和复杂性。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心理意识都希望在电视剧场中找到代表自己的声音,青春花季少年在《还珠格格》里体验着毫无顾忌的纯真,甚至在港台的《流星花园》中尽情飘荡,流连忘返,形成当代少年的亚文化圈现象,其背后的深层心理,折射出对更为自由浪漫的生活的渴望,因此引得众多电视剧生产者跃跃欲试,纷纷计划去拍青春偶像剧,它的类型化趋势也渐渐浮出水面。
  再看红色经典的兴起。经济兴盛时代的物质欲望,并没有完全拂去往日的革命给人留下的难忘记忆,革命加爱情的浪漫模式,摆脱了现实物质世界带给人的压力,精神在饱尝磨难之后,尽情体验着意志胜利的滋味。这已经突破了在历史中寻找革命的意义,而是让人感受着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2000年播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连同当时社会报刊频频登载的老照片,竟然使几代人唏嘘不已。有人说这是在消费的时代消费革命,但是它又的确回应了一种无法释怀的情感,当观众坐在电视机前时,并没有用金钱来衡量作品的价值。同年进行的对北京高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对于"保尔和盖茨谁是英雄"这一问题,44.9%的人同时选择了保尔和盖茨,另有17.5%人完全选择了保尔。11这种选择明显带有精神取向的认同,与对现实中物质取向的代表盖茨的崇拜相比,说明一种历史延续的崇高情结,依旧存在于青年观众的心底世界。对生产者来说,按照大众的心理需求生产,绝对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原则,这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谋,一个出于经济动机,一个出于情感所需,倒也是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当然,作为主要编剧的梁晓声,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写过《今夜有暴风雪》等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作品,对保尔的理解显然会更加深刻,因此对原著的改编也就更加符合中国观众的愿望, 自然又是其成功的主要元素。无独有偶,2002年热播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各地电视台都被重播过数次,仅北京电视台就播出了七次之多。而当初制片人张纪中在新闻发布会上极力推荐该片,却很少得到媒体的回应热情,再送中央电视台评审时,也被以孙海英的表演太次,干涉子女婚姻,加入WTO后会被人指责侵犯人权等理由加以拒绝。12只是在热播的场面出现以后,大众的话语权通过手中的遥控器得到表达时,生产者明显获得了大众由衷的支持之后,大众的投票权又转换成收视率,转化成经济杠杆的作用力,一切才得以改观,张纪中也终于可以"幸福死了"地大声说道"激情燃烧着我的爱"。对《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回放反思,可以清楚见出,在电视剧进入市场机制的轨道后,大众的声音不再只是沉默的无奈,它正借助于市场那只无形的巨手,传递出自身丰富的希冀和欲求。而且这种欲求,在转型的年代,由于社会结构更加趋于开放和多样化,又会在不同的群体中表现出色彩纷呈的差异性,这终将导致国产电视剧走向更加广阔的类型化空间。
  ①孙家正《把握大局,开拓前进,努力开创广播影视工作的新局面》,见《电视研究》1997年第1期。
  ②尹鸿《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③见《上海文学》1993年第7期。
  ④王晓明《知识分子在"全球化"中的作用》,《东方文化》1999年第4期。
  ⑤钱中文《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页。
  ⑥杨伟光主编《中国电视论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页。
  ⑦参见董小瑛《再登巴比伦塔》。
  ⑧见吕艳、郝建《面对历史剧的沉思》,《当代电影》1997年第1期。
  ⑨克拉考尔《从卡里加里到希特勒》引言,《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⑩转引自[美]罗伯特·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电影史:理论与实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页。
  11见《中国百姓蓝皮书》,《北京青年报》2002年8月15日。
  12见解玺璋《激情燃烧着我的爱,我幸福死了--张纪中
  访谈录》,《中国文艺家》2002年8月(第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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