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叙事中的主体性建构

作者:邵 明




  事实上,改革开放对于民众最大的感性冲击首先来自于大众文化叙事,正是这一叙事形式发掘了足以树立国人文化自信的传统文化资源。侯德健词曲的《龙的传人》正是凭借对于"龙"这一中华远祖图腾的文化想像赋予中国入基于种族优越的文化自信心("龙的传人"),从而传唱久远。它符合了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民族心理需求并建构了民族意识,尽管其立足点只不过是虚幻的文化想像物。然而,在21世纪80年代打开国门之初,能够支撑民族自信心的,恐怕也只有类似于此的文化资源。
  80年代初,徐克执导的《少林寺》风靡全国,除了因为娱乐片本身惊险、刺激性质彻底解构了十年样板戏说教模式,充分满足了大众的感性需求之外(当然,感性的复苏正是市场经济建设的人性前提),《少林寺》的成功更因为它发掘"武功"这一可以重塑民族自信的文化资源。就这一点而言,更具典型意义的作品是徐克导演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剧作的叙事主题是对于西方人将中国人称为"东亚病夫"的反驳,主题曲格调高亢:"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秀丽,叠彩丰岭,问我国家哪像染病?"剧中,霍元甲师徒先后战胜日本浪人、俄国大力士,威震中外,真令国人长出一口气。这一叙事内涵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下,对于国人重塑文化信心,建立参与全球竞争的良好形态,应当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中国人对于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也在观赏武侠片中得以建构。正是在80年代初、中期,出现了武侠影视的放映高潮,此外,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汹涌而入,广受欢迎,其文化意义均在于此。
  以上述理论视角考察,张艺谋的影片则提供了一个反例。除了《红高粱》为民族文化身份想像注入了所谓"野性""生命力"的因素之外(而这两点却是中国人并不热衷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影片除了满足西方人对于前现代性的古旧中国的文化想像之外,无法提供有利于民族文化自我肯定的内容。仅仅是国外的奖项支撑起张的巨大声望,国内的观众在观看了他的影片之后,往往会陷入一种莫可名状的失语状态。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逐渐获得了支撑信心的新资源,在郑晓龙、冯小刚导演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中,中国男人王启明与美国男人戴维为了资本和女人而竞争并彻底击败了对手。如果说以美国人为竞争对象的情节设计还具有一厢情愿的色彩的话,那么,《俄罗斯姑娘在哈尔滨》(孙沙导演)、《狂吻俄罗斯》(许庆东导演)等影视作品则具备了一定的现实基础。在这些作品中,俄罗斯的男人和女人们都被描写成贫穷的、需要人民币的一群,他们为中国老板工作,而女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投入中国男人的怀抱。跨国性幻想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支撑了中国人的文化信心,因为在上述作品的具体叙事中,中国男人的胜利更多缘于中国文化对于他们个性、胸怀乃至于智商的塑造。
  其次,自我意识的另一经验性内容是社会个体对于自我独特性的评价。市场经济由以建立的哲学基础理性--主体性自由必然导致个体摆脱种种意识束缚走向多元化发展。当然,在交换理性主导下的多元化也只是表层的特征,从其最本质的意义上说,只不过是产品以各种具体的方式实现而已。但是,这正是为市场所需要的个性化。
  在大众文化叙事的种种形式中,上述个性化方式往往体现为类型化的歌手、演员对于追星群体自我意识形成、自我性格规范乃至于衣着装饰的选择等等方面的引导。不同的社会个体在对于各自偶像的痴迷中将自己与其他另有偶像的个体区别开来,从而建立关于自己性格的认识与肯定。在各类模仿秀的电视节目中,电视栏目为崇拜者提供了一个集中模仿的舞台,在中央电视台的《梦想剧场》中,曾经一次汇集了五个赵本山的模仿者。
  当然,娱乐明星只不过是大众文化产业遵循同样的工作程序制造的人格符号,所谓的性格特色只是表面特征。在刘欢、孙楠、满文军、那英、韩红等歌手之间,或是在刘德华、李连杰、成龙等演员之间并不存在观众想像的那种本质性的区别。但是,恰恰是明星不具有根本意义的区别,在为人们提供自我想像方式的同时,引导了市场需求的产生,从而将社会个体对于自我独特性的认知与评价纳入商品实现途径之中。
  尽管评论界对于大众文化叙事的评价以否定为主,但是,这并不能抹煞在中国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大众文化叙事实际承担了建构适应市场建设需求的社会个体主体性的任务。支撑市场运作的交换理性价值正是通过大众文化叙事这一精神产品的方式才能实际作用于当代中国人的内在意识。换句话说,正是在对于大众文化叙事节目的观赏中,人们建立了适应于在市场条件下生存的个体意识。正如伯格所说:"我们曾经以为,我们读、听、看的故事只不过是用来消磨时间的微不足道的娱乐而已。" 然而,"所有的文本都教给我们一些东西,无论是关于人类个性、动机、道德,还是关于爱的本质。"
  当然,大众文化叙事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内在问题,这就是为批评界一再指出的作品为迎合市场需求对于凶杀、暴力、色情等内容的过分表现。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大众文化叙事实际上确立了交换理性的绝对主导地位,但是,被这一价值边缘化的其他价值并非完全无助于理想社会模式和人的全面性的建立。交换理性的压制作用所导致的人的异化状态实际上早已成为非理性哲学的批判性主题,而后现代文化思潮也提供了对于一切总体性价值压制作用的批判视角。因而,对于交换理性主导下的社会乃至于大众文化叙事本身所包含的内在压制的可能性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毕竟,引导人性通过真正的多元化途径完成其全面发展才是我们的理想之所在。
  ①鲁晓鹏《文化·镜像·诗学》,第6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②胡适《胡适论学近著·介绍我的思想》,转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第15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③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第14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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