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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化的历史叙事
作者：陈娇华
的书写是整个社会反封建、呼吁民主、科学的宏大话语启蒙叙述的一部分，都具有诉诸现实政治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而90年代的历史小说则放弃与政治意识形态直接对话诉求的愿望，以自身话语，对过往为政治意识形态遮蔽不易彰显的历史中人的内在意欲和生存境遇作艺术审美关注。这样一来，历史小说不仅能够更真实全面地反映历史本真面目，而且还能在人性、人情的描写中映现历史的律动。因为历史小说毕竟不同于现实生活题材小说，其创作是“戴着镣铐的舞蹈”，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卢卡契强调作者“对历史作文学的加工并不能擅自处理历史素材。事件和命运有其自然的客观的分量，有其自然的客观的比重。如果一个作家能够创作出一个真正反映出这个重量关系、这种比例的故事情节，那就随着历史真实一起产生了人性和文学的真实。如果相反地，他设计的故事情节歪曲了这个比例，那么它也歪曲了这文学现象”。⑤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这个限制在90年代的松动和变化。如果说过去的历史小说主要依赖对历史事件的真实再现，来反映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必然性；那么90年代以来的历史小说则主要通过对历史人物情感、心理、欲望、性情等的深刻描写，来发掘历史精神和历史脉搏。比如《安乐公主》中，安乐在权欲和情欲方面不惜一切疯狂攫取，由夺取权力、金钱、豪宅、美男，最终到太公主、皇位，当欲望得不到满足，竟与其母联手毒杀其父。其人性的变异和性格的蜕变在这些大胆、赤裸的欲望化描写中得以呈现。同时，皇宫贵族的荒淫奢侈、宫廷权力争夺导致人性的残忍、冷酷、变异等等历史的画面也在这些欲望化叙事中得到彰显。而《高阳公主》和《武则天女皇》中的欲望化书写，既体现了宫廷权力斗争对人性压抑和异化的历史内容，也凸现了作者的女性意识，还原古代女性的本真面貌，发掘女性解放的历史资源。如作者在“后记”《编织爱与死的永恒》中直言：“高阳所在的那个时代较为开放的性观念使她这种女人天然就拥有了一重她自己并不了解的女权的意识。”“高阳是身上压着沉重的锁链而又要拼力反抗的那种女人。在某种意义上，她应当被看作是反叛的女性。她的出身和个性使她敢想敢做，敢同皇权较量，特别是敢于迷恋于性。而且，她追求这快乐。这有什么不好?难道性的快乐只是男人的权利吗?难道女人就不能成为性生活的主宰?也许高阳的意义就在这对于性的追求中。而在中国漫长的无比压抑的封建社会中，对性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人性的追求，对自由的追求。于是，高阳公主也就不仅仅是性的象征，她同时也该被看作是个性的、人道的和自由的象征。”⑥从这些告白式直言中，不难看出作者欲望化叙事的缘由和用意。
由于历史小说作家们摒弃过往意识形态化的阶级／政治视角，选择一些超越历史时空的人／人类共同性的情感体验、人性诉求作为主要书写对象，比较注重历史人物作为个体人与现代普通人之间的共性，因此容易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情感共鸣。同时，这种选择无疑也投合了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社会人性、情感曾一度为追逐金钱、利润所流失的人们对之的重新召唤。相对于现实生活题材小说来说，历史题材选择趋向的小说创作显然对90年代以来欲望横流、非理性躁动的社会现实更具有返回传统和背向现实的一面。因为，历史小说作家，特别是严肃的历史小说作家，不论他如何受现实思想影响，都不可能完全背离历史史实的真实性，走向与“晚生代”们一致的本体化的“欲望化写作”。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90年代历史小说创作的繁荣兴盛本身就是对欲望化社会现实的一种纠偏，是对传统诗性文化、形而上思想的一种皈依。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写作倾向有可能导致历史小说写作现代化现象的出现，尤其是那些具有反拨历史女性境况的历史写作，这种创作现代化现象出现的可能性更大。也即过分拔高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现代意义，不切实际地把创作者个人的现代意识强加于历史事件和人物身上，事实上这种情况并非没有。不过即使历史小说创作方面的元老姚雪垠也难以避免，我们也无须苛求作者一定要怎么样才算合乎历史真实。此外，从某种程度上说，“欲望化叙事”还可以丰富和深化历史小说的艺术审美特性。这点事实上在20世纪30—40年代施蛰存的历史题材创作中已得到体现。由于创作重心转移到了对内在情感、性情、欲望等方面的刻画，历史小说创作便不再像过往那样局囿于现实主义的再现方法；为了深掘人物内里灵魂和精神世界，创作者必然会相应地采取各种主义的艺术手法技巧，比如意识流手法、直接抒情、内心独白、蒙太奇等，丰富和发展历史小说的创作艺术。而且，从90年代以来历史小说的创作实际来看，“欲望化叙事”中的手法技巧确实多样化，比如赵玫、石楠等女性作家历史小说的直抒胸臆式抒情性。颜廷瑞《汴京风骚·晨钟卷》的蒙太奇情节链接法。如“篇九”中，在围绕变法进行权力争夺达到白热化时候，一篇离奇的《辨奸论》招来朝野惊慌、议论纷纷。作者便以蒙太奇手法，把苏府里苏氏兄弟的反应、皇宫里年轻皇帝赵顼的推测、王府中王安石的情绪波动等串联起来，自然、流畅，毫无生硬之痕，类似的情节、篇章间的衔接法作品中比比皆是。还有傅苍松《崇祯皇帝》中运用精神分析手法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梁永安《王莽》中以幻觉、梦境等手法对人物心理进行正面探索，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历史小说中的“欲望化叙事”都具有人性发掘深度，事实上也有一些可能是受商业利润驱使而制作的，尤其是情欲性爱类的“欲望化叙事”。正如武侠传奇、神魔怪异是某些历史小说迎合读者口味的惯用伎俩一样，适当甚或大量的情欲性事的描写渲染同样是商业文化语境中，文学取媚大众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且，这也是90年代以来历史小说创作一个普遍现象。那么，如何区分哪些“欲望化叙事”具有艺术审美价值，哪些仅是投合大众读者的媚俗技法?其标准在于看其是否服务于小说作品的整体艺术建构，是否交融于故事叙述和情节发展中，于主题表现、人性开掘、形象塑造等有无必要，等等。不可否认，90年代以来的历史小说中，确实存在一些几乎完全脱离故事情节发展的累赘式情欲描写，语言粗鄙、庸俗，不仅不能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且破坏小说的整体审美情调。有的甚至流露一些陈旧观念、封建思想，比如重男轻女的性别歧视、女性物化等思想。这些都是需要阅读者认真区别对待的。
①丁帆、许志英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第67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②雷达《历史的人与人的历史》，《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
③赵玫 《武则天女皇》，第56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④孙自筠 《安乐公主·后记》，第454页，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1年9月版。
⑤《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3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7月版。
⑥赵玫 《高阳公主长歌》，第360、36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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