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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的乡村小说
作者：周水涛
化特权，凸现了乡村政治在城乡行政互动中的绝对被支配地位。党的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使与经济活动相关的工作成为城乡行政交流的主要内容。在城乡行政互动过程中，能完全代表乡村利益的“村民组织”由于自身的素质欠缺和所处的特殊位置(级别)，基本上无力在政治上维护乡村的经济利益；与此相反，城市化使“二元社会结构”更加稳固，“二元化经济社会结构”已演变成一种权益结构，⑥城市政权成为这一结构中的关键的一环，它有足够的能力维护城市的利益。刘醒龙的《村支书》、《挑担茶叶上北京》、何申的《村民组长》共同展现了乡村政权在强大的城市文化面前的卑贱与渺小。村支书为领到下拨的水利设施维修款而反复奔走于城乡之间，找有关部门交涉，受尽轻蔑与冷遇；村民组长黄禄为讨回被无赖商人骗走的集资款，带领几个兄弟在城镇四处碰壁，最后还是通过装神弄鬼的“下作”手段达到目的。关仁山的《大雪无乡》、谢志斌的《扶贫》都涉及到一种相同的行政现象：县或乡干部出于创造政绩而置乡村的利益于不顾，强行上马违背自然规律或经济规律的项目。乡镇干部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乡政府属农村基层政权，乡镇干部直接与农村农民发生联系，但乡镇干部实质上是“城里的人”，即持城镇户口、享受国家薪水，因此只有在他们确实为农民利益着想时，农民的权益才有所保障。在张继的《黄坡秋景》中，镇党委书记在谋求私利时，唯上级之命是听，此时他的许多作为毫无意义，甚至是扰民；在升迁回城的希望破灭后，他开始抵制上级不合理的工作安排，真心实意地为百姓办事。但是，在城乡差别存在、享乐主义盛行、以及现行的干部流动、干部业绩课考规则对享乐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默认等因素的作用下，要乡镇干部长期在农村为村民办实事，绝非易事。在何申的《年前年后》和王方晨的《王树的大叫》中，主人公因坚持在乡下工作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李德林的妻子因丈夫长期在外而与丈夫貌合神离，最后怀上别人的孩子；王树的妻子对两次下乡“驻队”的丈夫心怀怨恨，决定把差遣她丈夫下乡的局长告上法庭。随着城市化程度的加深，城乡行政城市互动中的情感因素日益稀薄，城市的行政行为正在挣脱传统伦理道德的规范，城市行政日益看淡它对乡村进行意识引导的职责，“摊派”、“征收”成为城乡行政运作的重心。《挑担茶叶上北京》中的丁镇长明知采冬茶会导致茶树枯死，但为打通自己升迁的关节，他把“带雪采茶”作为县里下达的“政治任务”硬性摊派给下属各村。在周梅森的《基本国策》中，镇党委书记计夫被索要医疗费的离休老干部“围堵”，在借贷无门的情况下他想到了乡村，最后在河塘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中找到破绽，“竟意外地诈出了一万六”。这些作品昭示：摊派和征收成为城乡对话的主要方式；在摊派或征收的名目下，乡村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益处于无助的境地。乡村政治的文化劣势虽然包含历史的积淀，但更多的是现实的因素，其成因远非“以权谋私”、“官场腐败”等概念所能解释的。在城市化的步伐加快之后，城市经济为城市对乡村所享有的政治特权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既直接强化城市政治自身的素质，又间接为城市特权的扩张创造适宜的社会环境。
关注乡村文化的境况，作家们的创作蕴涵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深邃的文化思考，他们的焦虑与80年代中期之前的乡村小说家们的自信、乐观形成鲜明的对比，——尤其是在展示乡村的文化劣势之际，作家们描写的笔触凝重而深邃，有时甚至透露出苍凉与悲壮；这些作品中的悲剧韵味往往使人觉得改革文学时期的乡村小说的乐观基调显得过于天真，觉得“寻根文学”阶段的乡村小说的形而上格调过于超脱。
三、城市化带来乡村小说审美特征的变化
文学发生学告诉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变化往往会带来文学风格的变化。城市文化不仅为近年乡村小说提供丰富的创作资源，还为乡村小说带来新的审美特征。近年乡村小说审美特征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城市生活描写成为乡村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以致文本内涵呈现“多元”格调。近年出现的一批乡村小说不再单纯地描写农村生活，而是包含着丰富城市生活内容。自然，像《孕妇和牛》等作品依然显现出传统的乡村小说的格调，但更多的作品展示了城乡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城市化的作用下，城市文化进逼乡村，乡村展开“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这种经济、政治、文化的互动状况必然会反映到文学中来，城市生活无可逃避地成为乡村小说有机构成部分。例如，城市干部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使“官场文化”成为近年小说创作的热点，《扶贫》、《扶贫纪事》、《分享艰难》、《无根令》、《年前年后》、《搬家》等可谓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在这些作品中，“官”的行动踪迹和精神流向串连城乡，缀合教育、文化、经济、政治，从而使作品在内涵构成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格局。总之，城市生活描写使近年乡村小说具有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更开阔的视野。
二是乡土色彩的淡化。作品的乡土色彩主要来自于有地方特色的乡村生活描写和特殊的人文地貌或风土人情展示；作品中的乡土色彩主要来源于现实生活，而城市化正在抹煞农村生活中的乡土色彩。首先，农民的“生产”活动不再仅仅限于土地上的耕作，土地耕作之外经济活动成为当今农民的重要日常活动；农民的活动空间也不再仅仅限于农村，而是延伸到城市，这些变化无疑会淡化农村生活的乡土味。其次，城市化带来的现代伦理道德、现代思维、现代生活方式正在扫荡具有浓郁传统色彩的乡风古俗或风土人情。例如，《村民组长》、《太极地》描写了农村的生产活动，但很少涉及农田耕作，《白菜萝卜》干脆描写农村的城市生活；在贾平凹的《高老庄》中，山村的旧俗古语仍在，但人们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正在迅速地城市化。当然，作家的主观选择对乡村小说乡土色彩淡浓具有一定的决定作用。例如，因拒斥城市而“精神返乡”的作家会有意突出作品乡风民俗描写，致使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味，如《黑蜻蜓》、《跪乳》等；而关注“官场文化”的作家的思维游走于城乡之间，探寻的是乡、县干部这批文人或半文人的精神世界，因而这批作品几乎没有乡土味，如《年前年后》、《大雪无乡》等。乡土色彩的淡化并没有降低作品的审美价值，因为取而代之的是发人深省的理性精神和令人回味的思辨色彩，正是这种理性精神和思辨色彩为近年的乡村小说赢得了众多的读者。
三是质朴平实的文学格调。“平铺直叙”的写实、信息密集、内容充实是近年乡村小说的重要特色。这种文学格调的出现固然与人们在餍足“个人写作”、“写作表演”后而企盼质朴平实的审美需求有一定的联系，但更关键的因素是城市化的促动。城市化诱发的种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激发了作家们的社会责任感，敦促他们将表现技巧的花样翻新放在次要位置，而更看重作品主旨传达的晓畅明白；城市化带来的丰富的创作资源使他们没有必要过多地依赖创作的“技术资源”。何申在其《村民组长》获奖后说过这样一段话：作品的新意主要不在手法上，还在于对生活的挖掘上，所以我尽量往作品里多放干货，不让读者说里面的水分多。⑦作家表述了近年那些关注现实、注重作品的社会效益的作家共同的创作指导思想：注重作品的生活内容，放弃形式的花样翻新。质朴平实的风格使近年乡村小说再次显现出传统现实主义的色彩。
——“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城市化引发的近年乡村小说审美特征的变化，再一次验证了这一古老的文学原理。
总而言之，城市化使90年代乡村小说的创作情感、创作重心、创作格调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城市化为乡村小说创作带来了丰富的创作资源。事实上，欧美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乡土文学”的兴盛期，异国文化冲击拉丁美洲时也使拉美“乡土文学”勃起；因而我国乡村小说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变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也许这种变化仅仅是中国“乡土文学”走向鼎盛的开端。
①现代西方学者认为，—切人类行为都是经济行为；人类生活的好坏绝对依赖于经济因素；因此，经济的无限增长(indefinitely expanding)是必要的。(参见Ian Davison， Values， Ends and society，University of Queenland Press，1997．P174)。当代西方学者将科学主义(scientism)概括为这样的信念：“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是人类学问human learning)中最最有价值的部分——之所以是最最有价值的部分因为它是最最具有权威性的，或最最严肃的(serious)，或最最有用的(beneficial)。”(参见Tom Sorell， Scientism—philosophy and the infatuation ith science，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91，P1)。
②张炜《融入野地》。
③该作在《小说月报》第7届“百花奖”评奖中获最高票数。
④但《瑶沟人的梦》等作品则对十七年人文环境持审视态度，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作者对土地的寻找与逃离的“悖反情结”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作者对故乡的怨恨心理干扰作者思维的连贯性，——青年时期的阎连科可能在家乡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⑤李卫武《中国：跋涉世纪的大峡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笫230页。
⑥郭书田、刘纯彬合著的《失衡的中国》一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见《失衡的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80页)。
⑦何申《往事一段》，见《〈小说月报〉第6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5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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