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文学“大众化”的虚假性
作者：李运抟
大众化文学的文化蒙蔽性，还特别显示在臣服权力意志和个人崇拜上。
我们提倡文学大众化，却又总是唯上而是，"上级指示"往往凌驾群众意志。所谓"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作品"就是典型表现。中国当代文学服从权力意志的特征非常突出。文学服从权力意志，主要是顺从自上而下的权力规定。政治宣传、大批判、舆论控制甚至文字狱则是推行权力意志的手段。建国以来的大小"文坛悲歌"，极左文艺的泛滥，指令文学、政策文学、运动文学和颂歌文学的风行，都是极权意志的运作结果。文学大众化事实上常常是权力意志附庸。由此，个人崇拜对文学也产生了严重影响。
斯达尔夫人在论法国路易十四时期文学的个人崇拜时，曾这样评价："当整个民族全都成了一个人的崇拜着的时候，这个民族也就完了。诗人必须把路易十四描绘得比实际崇高伟大些，这就使得他们只能描绘被阿谀奉承者编造出来那种完美无缺的人物；作家的想像至少得跟他们的颂扬保持一致。"④斯达尔夫人分析的这种现象显然具有共通性。凡民族和文学的个人崇拜现象，事实都是如此。中国当代文学对权力意志的服从和个人崇拜，其可悲情形和灾难后果也是这样。这种情况下，文学大众化不仅徒有虚名，而且成为莫大讽刺。
四、无视大众读者的复杂构成
在信息传播落后和教育难以普及的古代社会，文学读者有限。文人创作，除朋友间唱和应酬，还多以诗文叩豪门求仕途，甚至可以直接得到帝王提携。帝王的首肯和达官贵人的喜好，常常成为作家作品价值实现的有力评判。所谓"学好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即是。中国古典诗歌顶峰时代的盛唐，作诗者甚多(清代所编《全唐诗》就收有诗人二千三百余家)，传播方式也呈多样，出现了刘禹锡《竹枝词》所云"人来人去唱歌行"的流行情形。宋代以降，城市的兴起和市民文化的发展，使文学尤其叙事作品拥有更普遍的读者。但古代的文学读者还是有限，无法与教育普及的现代社会相提并论。现代社会尤其教育发达国家，一般人都能阅读文学作品，读者不仅量多而且欣赏水准也较高。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的中国尤其新时期以前，情况虽有些特殊，但毕竟还是现代社会的特殊，毕竟有大量文学读者。
也正是现代社会，大众读者的构成情况相当复杂。这种复杂可从两个层面理解：
首先，大众读者是超越具体的集合概念，实际包含不同的阅读群体。这些"阅读圈"，可以从生存环境、文化程度、教育水准、职业、年龄和性别等多种角度划分。如有城市读者和农村读者、工人读者和农民读者、教师读者和学生读者、中老年读者和青少年读者、女性读者与男性读者，等等。这些"阅读圈"有不尽相同的审美能力、审美心理和文化意识。比如新时期文学就出现过"行业轰动"，"乔厂长"引发的更多是工人群众的欢呼，陆文婷命运使知识分子的共鸣更强烈，高加林命运引起很多农村青年尤其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的思考与争论，琼瑶言情小说吸引的则多是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这就是"阅读圈"的审美特征。
其次，同一阅读圈或文化程度相近的读者群，个体趣味也有差异。《文心雕龙》云："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知音》)深谙阅读心理的刘勰是批评审美的片面性，但恰恰说明欣赏趣味是个性化的。确实，平庸读者往往习惯平庸作品，肤浅读者往往喜欢随波逐流，愚昧读者可能拒绝启蒙作品，观念守旧的读者往往反感标新立异，目光犀利的读者则能看出某些走红作品的重大弊病。
应该承认：人性有共通处，审美心理有相似处，阅读有民族习惯，欣赏差异也非没有尺度。不少拥有广泛读者群的作品就具有超越阅读圈的魅力，属于雅俗共赏的文学读物。但这些情况也不能否认阅读圈的相对存在，以及审美习惯与欣赏水平的种种差异。
大众读者的构成复杂，审美水准、欣赏习惯和阅读心理的多样性，使我们对大众需要根本不能一刀切。但我们提倡的文学大众化尤其服务论恰恰总是一刀切。且慢说为政治服务本身就是强力规范，有人还总以某些既定尺度来衡量大众审美需求。在道德观念、文化态度、社会意识、价值观念甚至情感方面，总有一套绝对标准，文学必须"照章办事"。如此，文学给大众提供的"服务"就只能千篇一律。比如只讲阶级性而反对共同人性，只讲集体主义而否定个人自由，知识分子都是"思想复杂"，凡叛徒则一定"出身不好"，写爱情必须加上革命，写自然风光也须强调这是祖国大好河山。我们也曾说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结果不但是空洞许诺，"双百方针"也是规范在"无产阶级文学"。退一步讲，即使是无产阶级读者，欣赏水平也不一，欣赏趣味也多样。拿"独此一家"的标准去"服务"多样化的喜闻乐见，不说是捉弄大众读者，对"无产阶级"恐怕也并不是真正的尊重。
大众化文学的虚假神话，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被打碎。这个时期，除了人们已不在意的官方习惯用语，真正的文学中人再很难轻言大众化了。即使谁要"为大众代言"，也得首先想想自己是否具有"代言"的能力，还要想想大众需求的多样化，更要想想是否真有勇气对抗强奸民意的权力意志。90年代最突出的是个人化写作。不管有人怎么指责和非议，个人化写作毕竟张扬了主体意识，而且带来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不断冲击人们的阅读经验和阅读习惯，以致争鸣越来越多，"定评"则越来越少。比如对《废都》的争议，对余秋雨散文的质疑，《马桥词典》的对簿公堂，对金庸小说文化本质的不同评价，对王小波作品的重新认识，对所谓"美女作家"和"身体写作"的不同看法，等等。很少再有什么力量能够像过去那样一风吹的驾驭大众读者。大众读者的选择也比以往自由。强权规范的文学观念或权威们推举的作品，大众读者现在可以不理睬了。批评家大肆赞扬的作品，读者可能就是不掏腰包；"主旋律"不理睬的作品，却可能卖得相当红火。这样说，并不等于文学应该放弃社会责任感，不再需要"引导国民精神"。恰好相反，我们必须加强文学的这些天然义务。但前提是必须彻底改变文学大众化的虚假性和文学服务论的欺骗性。
作家与读者，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应该是种平等对话和平等交流的关系。严格说来，文学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大众化。即使提倡大众化，也总是只能相对部分大众读者而言。一个作家的风格，一部作品的创作，不可能使所有读者满意。作家有个人感受，读者是各有所爱，想使所有"上帝"满意只能是幻想。事实上作家创作时不能过多考虑读者，考虑的应是如何写好作品。如果只考虑读者态度甚至不惜迎合读者，显然容易丧失主体意识和创作个性。美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布斯，在其被称为"20世纪小说美学里程碑"的《小说修辞学》第四章中，⑤曾专门谈到一种"普遍规律"，这就是"真正的艺术无视读者"。为说明"真正的艺术家只为自己写作"，布斯引介了不少小说家的相关看法。其中，英国著名小说家、意识流文学先锋伍尔芙的看法甚为激烈，她认为那些促使作家"被迫提供情节、提供喜剧、悲剧和爱情趣味"的普通读者简直是"暴君"。对喜爱世俗故事和流行剧情的一般读者充满怀疑甚至厌恶。对读者有不同看法并不奇怪。特别是研究实践性文学阅读与读者表现时，对读者有不同看法更属正常。所谓"真正的艺术家只为自己写作"，决不是说可以不顾一切随心所欲，或闭门造车的乱写，而是要保持艺术家自己的创作风格、个性追求和对世界的独立思考。其实也就是保证文学创作的自由与独立。
如果说不必重视情绪判断和极端言论，那么考察具体阅读活动时，相信或怀疑读者，无视或看重读者，往往都各有理由。作品价值的实现固然有赖读者接受，但拙劣阅读却只会破坏作品意义。人们当然有理由信赖优秀读者，当然可以怀疑平庸读者。此外，读者的具体表现也非常复杂。通常情况，鉴赏能力低下的读者难有高明评价，优秀读者则常能把握作品根本。但也必须注意，高明读者也会作出错误评价，平庸读者有时却有正确认识。这更加说明：研究大众读者必须从具体事实出发。而我们提倡的文学大众化尤其服务论，且不说实用主义和文化蒙蔽性问题，就是从文学接受的简单道理看也是多有荒唐。不顾大众读者实际审美能力，不管大众读者多样化需求，不研究大众读者的复杂结构，总是拿似是而非的大道理来压制不同意见，总是满足于貌似堂皇实际空洞的宣传，这岂不是玩弄自欺欺人的文字游戏?
①收入《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②《十作家批判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的一封信》，《文艺报》1951年4卷8期。
④斯达尔夫人《论文学》，中译本，第2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⑤《小说修辞学》，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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