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论抒情散文
作者：王聚敏
关于90年代“随笔”之所以兴盛的原因，许多评论家都做了大量的分析与总结，其中都提到了“客串者”的“客串”这一重要现象。但他们为什么要来“客串”?论者大多语焉不详或论述并不够全面。我认为，对于90年代散文的大多数“客串者”来说，他们之所以要来“客串”，其初始实质上不过是一种被动无奈的人生选择。大家知道，80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启蒙精神和精英意识异常高涨的时代，主体性哲学、“向内转”的文学、新论迭出的史学还有重起炉灶的社会学，以及“方法论热”、“语言学热”、电视政论片《河殇》的面世与热播等等，都曾经先后构成那个年代最激动人心的文化事件。但到了80年代末，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精神打击或重创之后，其现实地位迅速从中心走向边缘，从“广场”退回“岗位”(陈思和语)。而在这个时候，文学上的“随笔”这一文体，遂成为这些精神退守者集体退守的一个港湾。因为在这里，仅一“随”字，就足以能够代表和准确地体现这些退守者们此时此刻的人生况味和悲剧心绪——随意、随世、随大流甚或随便，以及与之相随的“荒诞感”、“虚无感”和“无聊感”。古人云，“平时袖手谈心性，到时一死报君王”，既然此时“报君(国)”不能，则只好继续清谈心性，于是他们就躲进书斋，谈读书，卖学问，论哲思，说文史，“客串”而入，写起“随笔”来了。贾平凹先生说当今散文缺乏“激情”，“哲理概念性的散文却多了”，14此言不谬。那么当今知识分子的这种“随意”“随便”即缺乏“终极关怀”的“游世”心态(许纪霖语)，恐怕就是造成90年代随笔“情感不在”、“激情缺失”的最后或最深层的文化思想根源。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后现代文化景观”，但这种“后现代”性的文化观念与创作，对于我们毕竟显得有些奢侈，因为目前中国社会现实是：许许多多的“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问题，都非常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散文家包括随笔作家，应该看到并写出的是这种“复杂”，而不是囿于书斋只看到这个世界“清凉”、“宁静”和“滋润”(曹文轩引述的汪曾祺之语)的一面，而一味地去追求文章的“放松”。因为对于当今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而言，他们的生存现实并不“清凉”、“宁静”和“滋润”，因此我敢保证，他们并不喜欢这样的作品。
有人把“学者散文”(随笔)视为“世纪末中国散文成就的代表”(楼肇明、张洁语)，而我认为，90年代散文成就的代表，应该属于余秋雨散文和那些“秋雨体”式的散文，虽然余秋雨也属于学者。因为仅就艺术水准而论，前者只属“知性散文”一体，而后者才属于“知性感性并重，知感兼擅相济”(余光中语)的艺术感染力更强的散文。这就是说，如果仅就“随笔”而论“随笔”，我们也许能够总结出它的许多“必然”和“特点”，但如果我们再把视阈放大一些，按照散文的艺术本性或余光中先生的“知感相济说”，来从整体上考察与评价90年代的散文创作主流，便会发现它与80年代正好相反，即“说理”代替了“抒情”，“知性”淹没了“感性”。其文本特征是：学问大于思想，思想又大于感情或曰有学问无思想，有思想无情感，有情感而无深刻的生命体验。事实上，这些“无情(感)化”，“无形(象)化”和“琐碎化”的即“哲理概念化”(贾平凹语)的作品，往往既不被学问家思想家所看好(李泽厚曾说，90年代的思想界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思想界尚且如此，况散文界乎?)也不受文学家之欢迎(贾平凹对当今散文的“哲理概念化”的指陈，则已说明)，甚至它并不比那些自称为“自由撰稿人”的“大众随笔”更能共鸣读者。就整体的文化底色和精神内涵而言，如果说后者是一种浅层的媚俗，前者则同样是一种并不深刻的文化“媚雅”。它们都是90年代的人们在失去了“终极关怀”和现实热情之后而必然出现的文化现象。
21世纪散文的发展主流是什么?是继续“议论说理”，还是重返“叙事抒情”？笔者对此不敢妄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周作人所说的散文文体的“先叙事，次说理，再抒情”的衍变规律，是不会变的。进入现代社会的散文艺术创作，不管是侧重“议论”还是侧重“叙事”，都不可背离“抒情”这一文体本性或属性。一篇“议论散文”或“叙事散文”，如果缺少情感的介入和升华，就会变成直白的说教和纯客观的记事。所以，林非先生的“从提高艺术水准与审美愉悦的角度而言，更倾向抒情意味强烈的散文”这句话，实在是创作家的经验之谈——他是在承认各种散文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的同时，强调散文的“抒情”本性，而非是在主张“文体净化说”的那种一体独尊。因为从本性上说，任何散文都应该是一种“抒情”。90年代的散文之所以缺乏“抒情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许多小说家把小说的文体特性带给了散文，限制了散文的“抒情”，同时也遏制了散文家的想像力，使他们的表现空间和精神的驰骋空间日益狭小。对此，我与那些大唱赞歌甚至认为只有小说家才能够“挽救散文”的评论家的看法法不尽相同。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本文重新回顾考察“抒情散文”，旨在论证和重申散文的“抒情”本性或属性，并提示抒情散文在当今创作格局中应当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特别是在人们激情消退，物欲横流，而各种“随笔”又一统天下的今天，呼唤“抒情散文”和各类散文的“抒情性”，不但是必要的，更是必须的。如前所说，“抒情”无过，抒情散文无过，“强烈的抒情”也无过，“抒情散文”家有没有必要在“学者散文”的博学和“深刻”面前汗颜或自惭形秽，关键是要提高抒情主体所抒之情的质量与内涵。要提升散文情感的现代品性，开创与建构21世纪散文的新意蕴，散文家则必须重新建立起“终极关怀”和“现实关怀”这一价值信仰核心，立足“大地”现实，而不是“立足文字”；深刻介入生命的体验，而不是“以思考为体验”，15以生命之火点亮文学这盏照耀人类前进的“灯火”。只有这样，我们的“抒情”才不会像过去那样，总是在“大我”与“小我”之间来回摇摆；只有这样，我们的散文作品才不会“知性”过强而陷入说教，或“感性”过重而失之于空洞；也只有这样，那种融“抒情、叙事、议论”于一体、“真善美”、“知情意”高度复合与完形的作品，才会越来越多。
情感是一切艺术的原因和动力，抒情是散文的本质和天性。照苏珊·朗格之说法，小孩子的叫喊固然不是歌唱，但真正的歌唱家的演唱激情，不是越强烈越好吗?
①1115陈平原《散文的四个问题》《问与答》，见《中国散文论坛——散文名家之演讲、评析及作品》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66页，第69页。②曹文轩《点评“贾平凹”》，见上书，第390页。
③董鼎山《失败的诗人》见《董鼎山文集》(上)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124页。
④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序》，见《无花的蔷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第6页。
⑤⑦汪曾棋《蒲桥集·自序》，见《汪曾祺散文选集》，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250页。
⑥孙犁《读一篇散文》，见《孙犁文集》(四)，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509页。
⑧陈剑晖《散文文体论——兼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散文的艺术变革》，见陈著《散文文体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11页。
⑨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散文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21页。
⑩余光中《散文的知性与感性》见上书， 第374页。
[12]转引自袁勇麟《当代汉语散文流变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6月版， 第25页。
[13]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散文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07页。
[14]贾平凹：《散文的九个问题》见《中国散文论坛——散文名家之演讲、评析及作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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