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政治文化视角观照下的２０世纪文学史

作者：王　力

　　
　　四
　　
　　《非文学》在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上所提供的启示，除了以上几个主要方面，还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重视对政治文化语境的描述。典型现象与历史细节只有在真实而全面的文化语境描述中才得以彰显，并因此具有“史”的意义；之所以要抓住“典型”或“细节”，在于其“具体性”与“普遍象征性”的文学史价值。第五章对“《苦恋》风波”的分析就是这样，从这次意味深长的批判中提炼出“惜春”意识与“清除异质话语”两个关键词，不仅反映了80年代初这个特殊时期对于中国政治文化（文学）的历史过渡性，更重要的是典型反映了一个世纪里文学在政治话语的主导下努力挣扎的尴尬身影。“惜春”者的宽容来自对文学的理解，源于对建国后几十年间文学偏枯局面的反思。但耐人寻味处也在这里，文学的“春意”是被惜者，其客体特征如此明显，再一次昭示了半整合状态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文学的不自主地位：“惜春”者仍然是文学生产的权力主体，文学生产在权力主体与客体双方的潜意识里仍都没有摆脱异质话语的身份，所以仍然要被规约而纳入整个意识形态战略。这就比那些单纯描述80年代文学“黄金时代”的研究思路和眼光更切合历史真实的本质，也使读者对近20年间文学评奖制度的兴变、此起彼伏的口号之争、花样不断翻新的写作与传媒联姻等现象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全面的思考，并且深入理解新时期文学在展开“历史讲述”和“现代性想像”的时代主题时与政治文化的复杂关联。
　　其二，将文学生产与政治文化体制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对作家的集团性、组织化多重“身份”的思考，深入分析了文学创作由世纪初到世纪末启蒙话语、文学体式等方面的消长起伏。第四章对40年代文学中人物形象和诗歌意象的分析，第五章对新中国作家知识分子的政治心理及其自我改造的探讨，以及第五章的“启蒙主义：主体的政治与话语政治”一节，都指向这样的判断：“文学作为一种‘事物’，文学知识分子作为文学这一‘事物’的实践主体和一种特殊的‘人们’，必然会从不同的政治文化语境获得一定的政治性。”对于90年代以来文学在相对“边缘化”的低沉态势中所作的话语调整，以“启蒙”在中国这一特殊的语境中的反复性和主题性为线索进行的论述，则显示了“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这一课题的前瞻性意义：“知识分子之死”主题之反复被叙述、科学文化话语对封建迷信与“看客心理”的批判、“金钱意识形态”与“改革意识形态”的伴生特征，是社会现实，也是文学现实；是社会焦虑的反映，也是作家焦虑的体现；是20世纪文学留给21世纪的“遗产”，也是21世纪文学发展的“资本”。而对这些现象的归纳和探索，则反映了文学历史研究者的责任感，既直逼当下，又指向将来。以“前整合”阶段指称80年代以来文学的政治文化环境，其反观历史和期望未来的企图是不言而喻的。
　　这部著作意味着一个课题的完成，也意味着一种文学史研究思路的推演：“尽可能地真实地再现20世纪文学所处的政治文化氛围，尽可能地以翔实准确的史料去研究20世纪政治文化制度的运作，以及由此形成的普遍的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价值，并由此来认识各派文学对此的实际反应以及所采取的不同的文学策略。”这种恢廓的历史意识和缜密而清晰的论证，则使读者在方法论获益的同时，感受到了一种投入“历史讲述”的深沉情怀。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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