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执着于乡土世界的温情体验
作者：张学昕 何 杨
《国家羊汤》描写了最底层人的生存状态。一个小羊汤馆，在记账和讨账之中毁灭。“长篇巨著一样的白条子”和被捣坏而悬挂在半空中的“国家羊汤”牌匾，分明向人展示了生存的尖锐。民与权的对立中，下层人民所处的地位是可卑可怜的。“可卑”在于人们对自身主体处境的无奈认可：国老大认为“官家的人”是理所应当打白条的，“自古商不跟官斗”的老话是面对现实选择的依据。在国老大眼中，自己是微不足道的。虽然他的小店屡遭不幸，可还是无力去找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摆脱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危机。国老大、小青、小翠，包括司机老韩和勤杂工小范，他们都处于现实中的劣势地位，难有能力去使命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实际上，人面对现实所遭受的痛楚和苦难往往是无奈而无力去抗争的。对此，民间采取的最基本的方式是就是包容。这也正是生命能如此顽强并得以世代传承的主要原因之一，它以集体无意识的状态磨厚了身体与精神的铠甲，与此同时，一次次在生存艰难之中，生命也在寻找出路和生机并闪烁出人性的光芒。“麻栎树是一种很奇怪的树，它有着银杏树那样的枝干，有着皂角树那样的叶子，他像白杨那样挺拔，又如柞树那般刚毅，只要看他一眼，你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不愧是栋梁之材”。（《麻栎树》）这里所赞颂的分明是人的生存膂力！
熬鹰，关键在于熬去鹰的野性、锐气，……熬鹰的人就是将来使鹰的人，所以熬鹰一定要陪着鹰熬，鹰不睡，熬鹰的人也不能睡，人看鹰，鹰盯人，大眼瞪小眼，就那么对视着，直熬到鹰的眼中有了自己的主人，……金兆天熬成了海冬青，也改变了老范的性格，一向牢骚满腹、慷慨激昂的老范变得沉稳了，……（《熬鹰》）
这就是乡村的生存现实：若想生存下来，就必须用坚忍的意志力去面对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如果说作者所体现出的朴素民间意识是一种生存的自觉和无意识的话，那么，人文精神则是作者在自身与现实的心灵体验中所生发出的有主体意识的审美判断。
不言而喻，现代社会物质的高度发展对人的精神世界构成了巨大冲击。相比之下，那种在非复制性的、缓慢的社会形态中的情感反而就具有了珍贵性。“人文”本身在文本中的表达就体现为一种温情，并将审美观照的目光投向远方的生活。《四色谷》就是作者站在传统道德观的基础上，对乡村的淳朴人性与诚信所给予的热情礼赞。魏老汉的四色谷被纳入了现代商业运作体系，有意思的是，魏老汉的这张“老核桃脸”也被视作了金字招牌。看似合理、高效的商业游戏规则，却仅仅源于对利益的追逐，包括科技在内，它也不过成为一种手段和媒介。显而易见，这些与魏老汉为代表的乡村理念形成了尖锐冲突。在科学面前，关于“地气”的传说是毫无依据的；但在事实面前，“地气”却又变得神秘而可靠。当“地气”最终战胜了被迷信化了的“科学”时，黎君、陈工等人又在收购四色谷的商业行动中落在了魏老汉的后面。魏老汉不假思索的回答，把现代商业所信奉的利益至上原则挤到了狭小的角落：“我当时收谷子就是为他们收的，我毕竟拿了人家几个月的工钱，总该为人家干点事，”这与对“我”买四色谷的直言相告和诚实笃信如出一辙，朴实人性中的善和美是不为任何外在物质利益所扭曲的。这种精神状态，有些类似于鲁迅《一件小事》中车夫对“我”的精神压力：“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作家将吴总、黎君等作了平面化处理，并不是为了单纯批判世俗商业文明，而旨在对比中凸显乡村人性的淳朴、至善之美。
作者在小说中努力以他的情感观照，建构自己的乡村世界。但在这种重构中，作者却忽视了这样的问题：他始终对农民赋予极大的同情则毫无疑问，而恰恰是这种同情使他难与民间实现“平等”的融合。换句话说，就是他没有放弃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在语言上和身份上的叙述立场和自我意识。老藤显然为他所描绘的自然乡村情景所迷醉，并常有居高临下之感。也许两者之间截然的价值判断并不重要，叙述人自身的两难，也许就是那片土地上人们的真实处境。
我们知道，现代文明的基础，很大程度上是建构在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价值观念之上。包括辽西在内的许多乡村，有可能因物质因素导致的闭塞而忽略对自身以文化为主体的大量精神资源的发掘。“辽西历史之深厚这是到此之前所不知晓的，谁想这像在九州之外的漠北山川，竟会孕育着比黄河流域文化还会早近千年的远古文明”。（《皮影艺人》）这个事实会让任何一个热爱这块土地的人都不禁为之动容。
老藤在《日落打鹿沟》、《皮影艺人》、《快手沟》等几篇小说中，深情地述说着辽西土地上的历史流传和文化传延之美。对于辽西而言，作者通过小说将其乡土文化推向了更高的层次和意义，他力图挖掘蕴藏于历史深处的地域文化特质，以此彰显辽西深厚的文化内涵，从现实心理积习和生命状态中，将地域性的精神内涵与民族性的精神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他也拓展了自己的小说题材范围，从文化视角深化对现实的情感体验。
对历史、传说的重现，需要依据史实，但若想真正赋予历史以生命，更需要创作者对现实投掷当代激情对其进行情感升华。以个性化的感性姿态与历史碰撞，从而演绎出对历史的个性化解读。而读者也可以在文本中进行审美体验的二度创造，形成心中之史。作者就是在这种情感交融中，重新构造了具有神话色彩的辽西传说和历史。在这里，作者对历史的上溯不是去追寻时代的遗迹，而是任情感与历史相遇。
老藤的写作有许多意外的收获。《皮影艺人》在叙述中采取首尾第一人称，中间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文本首、尾两次“我”的出现，只是作为一种印证，从而拉近文本与作者的距离。作者采取全知视角的叙述角度，使情感指向具有了复杂性与多面性。这样一来，《皮影艺人》中间三部分分别介绍戏班内三个台柱子，三人间微妙的情感关系以及三人联合在艺术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被立体化了。在这个立体化的空间内，无论是对人物还是对文体而言，可阐释空间也被拓展。“我”作为对这段历史的寻访者，代表了现代人对历史文化的接纳。由最初感受“皮影戏挺难听”，经过老艺人南海灯的指点，达到“渐渐地接受了这唱腔和这伴奏的乐声”。无疑，辽西文化深深地感染着老藤，文化在质上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只要愿意去了解它，就能在发现中产生认同，因为其中必然隐含着巨大的文化意蕴。另外，以三个人物的故事表现人物接受皮影戏的心理过程，作者在此所做的技术处理也颇能显示其良苦用心。要去真爱，只有爱才能让人深沉下来而不浮躁。老藤对历史文化以及这块土地的爱使他沉稳下来，这样才能将这份情感体验呈现为温情述说。
老藤似乎在有意回避一些现代叙事技巧和策略，努力而耐心地运用传统叙事方式去演绎传说之美，将他偏爱的全知视角与这类小说结合起来。虽然缺少了时下对历史解构的时尚感，却透露出一种古朴、典雅、稳重的质地，和对写作对象深深的关切。《日落打鹿沟》中张冠之是否真有其人其事已变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那份男女真挚情感的惋惜，对不能接受张冠之的惋惜，对“落日比朝阳总会大许多”的无奈。另一方面，张冠之自南而北的访祖，不仅是在寻根、寻找心灵的寄托，而且更让在人心灵震颤中体验了辽西文化中的那份古朴、大气和灵性。“江南属于女子，而漠北才是男人的天地”。也就是说，作者不仅在给读者讲故事，也提醒我们，在辽西这块特定的空间里，穿越时间的限制，人们曾经做了什么，拥有什么，将来还会有什么。我们由此还会追问，乡土世界还能孕育出那份朴素、博大和雄厚之美吗？
对于辽西而言，老藤是个外来者。一个外来者，竟然这样执著于这片黑土地的体验与探寻，令我们感动。姑且先不论其艺术功力的高下，仅这份执著与温情，就可以看出他情感的纯真和质朴。这是作家写作所必备的精神素质，这充分体现出他的生活之爱、艺术之恋。总的说来，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可读性、通俗性。虽然我们不否认他在将生活的体验转化成文本时，尚缺乏更多哲学、文化层面上的考虑，缺少对生活更为深入的洞察，造成文本相对阐释空间较小的缺憾，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对老藤小说的喜爱。他的写作是一种无法拒绝的结实的存在，我们永远对他的小说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127页。
②仵埂《作家和地理的关联》，《小说评论》 2003年第2期。
③陈晓明《解开乡村的精神困局》 《文艺争鸣》200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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