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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中的当代新诗史叙述
作者：霍俊明
阿红、王辽生、任洪渊等，修订本则改动为林子、任洪渊和屠岸，而刘湛秋和刘祖慈则被删掉。再如“天安门诗歌运动”在当代新诗史中都是作为新时期文学的起点的重要事件和“伟大序幕”来看待的。而“新时期”这一概念显然首先是与政治氛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初版本中，尽管作者可贵地指认“天安门诗歌运动”作为“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事件”，其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在“政治方面”，对它的艺术价值和美学特征也进行了反思，但在处理上显然仍是作为一个重点(篇幅上是6页)。而在修订本中仅用了一页内容进行描述。
尽管洪子诚先生仍是在客观冷静的叙述中，关注和强调回到现场、还原历史情景的“考古”的努力。但是，对于那些政治性的、非美学的诗歌文本的叙述重心的转移和压缩，无疑也体现一种“重写”新诗史的时代语境的影响。以文体的流变和美学的视阈书写新诗史自然有着不可替代的“有效性”和重要性，但是，对于当代新诗史事实而言，新诗在更多的时候与政治文化和运动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这一阶段(主要是1950—1978)的诗歌的意义和价值恰恰在于它和政治联姻中所呈现的问题和反思。而单单在美学上来衡量这段诗歌现象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这种叙述的既尊重历史的还原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叙述者自身的“现代主义”情结也显示了叙述的矛盾性和诸多困惑。这也反复出现在洪子诚无奈的叙述中。
在当下的新诗史实践中，“文革”时期所谓的“地下写作”，尤其是食指和“白洋淀诗歌群落”，随着80年代中后期以来相关史料的挖掘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青睐”。这甚至成为考察和检测当代新诗史写作的一个必备指标和“常识”。“80年代以来陆续发表的资料(当事人自述、回忆录和研究著作等)，描述了‘文革’期间存在着秘密的诗歌写作活动的状况，并被称为‘文革’地下诗歌”。由于写作者带有不同程度的秘密性质，作品在当时也未曾公开发表(很小部分在极有限的范围内传阅)，因而，这些诗歌活动和与此相关的作品，在当时少有文字记录留存。其状况、面貌，在八九十年代经历了因服从于某种意图，而在叙述上不断累积的‘清晰化’过程。”⑩洪子诚所说的“服从于某种意图”的叙述的“清晰化”的过程显然首先指涉这样一条诗歌史家更情愿追随或想像的与“现代主义”相关的诗歌史线索——早期李金发等人的象征派诗、30年代戴望舒、卞之琳、冯至等人的现代主义诗歌、40年代“中国新诗派”(“九叶诗派”)、60代初到70年代中期的“地下诗歌”(包括相关的赵一凡、徐浩渊、黄翔等人的“文学沙龙”、地下小组)、70年代后期的“今天诗派”(朦胧诗、新诗潮)、80年代中期的“第三代诗”等。这条线索在许多当代新诗史实践和新诗研究论著中都有着相近的处理。[11]其次，白洋淀诗群之所以在新诗史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和青睐“这固然得力于这些年来对‘地下文学’的发掘和整理，但更关键的恐怕还在于其创作更符合一种当下已渐成主流的文学价值观。这种文学价值观强调文学必须与政治脱钩，摆脱任何一种宏大话语的控制，全力关注个体的生存经验。多多和芒克的诗显然更接近这一立场。”[12]
较之一般新诗史，洪子诚对“文革”时期“地下诗歌”持相当冷静和审慎的态度。这种态度也体现出“文学史尺度”和“文学尺度”之间、写作时间和发表时间之间、诗歌生产与诗歌效果之间等诸多矛盾、龃龉和冲突。在处理这段诗歌现象时，洪子诚是作为80年代诗歌现象加以评述的。原因显然是为了历史的“真实”，因这些作品的发表时间是在80年代。这与其他新诗史和文学史直接将这些诗歌归入“文革”时期来加以直接处理有着区别。而实际上，在初版本中的就此相关的部分，即“诗坛的表面沉寂和地火运行”中不管是在背景描述、写作情况、作品介绍都是放在“文革”语境下处理的。而这种在修订中的移动，在更大程度上说明了文学史写作与文学批评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是更注重依据和史料的真实性和说服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卷的“中国大陆当代新诗”部分，将诗人生平、创作经历和必要的背景、资料都从初版的正文部分挪移到修订版的注释中。[13]而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移动”既考虑到叙述的完整、连贯又联系到正文处理的重点应该是诗人写作、文本、诗歌流派和诗歌群体以及诗歌秩序生成和构造的状况等。这对“知人论世”的传统述史模式即使不是抵触也多少是一种松动。
对于所谓“新时期”的诗歌现象洪子诚用了182页的篇幅，对1976年以后的诗歌明显倚重，与之相应对1949-1976年的叙述明显压缩。这也体现出时间对“当代”的挤压，随着诗歌史家在时间上与“当代’诗歌现象的融入，当事人的身份面对1978年之后纷繁的诗歌写作其视野和取舍自然有着相当大的挑战。洪子诚也坦言：“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中国大陆‘文革’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状况，由于缺乏必要的时间和心理上的距离，难以做出较为恰当而有深度的评述。[14]因此，较多提供诗潮和诗人写作状况的资料线索，以为后来研究者的参考，成为这一部分编写原则的主要依据。”[15]这种资料性的参考本身是有价值的，尤其是对民刊的关注本身也说明了诗歌的“地下性质”。但需要指出的是，90年代的诗歌民刊和70到80年代之交的民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时的《今天》、《启蒙》和当下的《北回归线》、《偏移》由于历史语境的差异其意义和价值明显不同。再有一个问题，90年代以来的民刊一般印数极少只是在很小的圈子里传播，而这种现象所造成的文学史效果是值得注意和探讨的。
随着时间的沉积和“重写”，对80年代以来的新诗史叙述与当下的叙述肯定会存在差异，不管这种差异的程度。这也使我们在反思当下新诗史对1976年以前的当代诗歌叙述曾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获得一种具有共性的诗歌史现象。在80、90年代的诗歌部分，诗歌史处理和讲述的恰当和“合法性”，有多少诗人会经过反复筛选而留存，这都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不管怎么说，“当代”的特殊性，使新诗史的历史叙述不断处于漂浮和移动的状态，尤其是通过《中国当代新诗史》初版和修订版之间变动的缝隙更可以明显地说明这一点。不可否认，重新修订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为当下的新诗史研究和今后的新诗史叙述提供了一份相当重要的参照。历史注定是被讲述的，而这种讲述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原生态”的历史本相似乎只能永远是不断被挑战的话题。而问题的关键是，历史的书写过程中，任何一个书写文本都有不可替代性。这些文本的前后连贯或者断裂，正揭示了历史叙述的复杂性。而这些面目不同的文本面貌也共同呈现了历史的不同侧面。可以肯定的是，新诗史的叙述仍将会延续下去。
(作者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①本文所指涉和讨论的“当代”概念是指1949年以来的诗歌史现象和对此进行叙述和书写的新诗史实践。
②洪子诚《重写诗歌史?》，《诗探索》，1996年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③洪子诚《问题与方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8月。
④由于时间上缺乏必要反思与沉淀的适当距离而付之阙如的关于80年代后期以降的新诗史叙述。
⑤《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⑥《中国当代新诗史•后记》，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548-549页。
⑦《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序》，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⑧如洛夫和张默编著的《当代大陆新诗发展的研究》(台北行政文化建设委员会，1996年)和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
⑨修订本为“‘迟到’的写作者”。
⑩《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9页。
[11]如洪子诚，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初版本，1993年)、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王光明的《艰难的指向——“新诗潮”与20世纪中国现代诗》(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李新宇《中国当代诗歌艺术演变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王光明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陈超的《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程光炜《这个当代诗歌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12]倪伟《朦胧诗的旧魂新魄》，《文景》 2005年，第3期，第44页。
[13]修订版的下卷“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当代新诗”部分处理方式没有改动与初版本一致，这也导致整个述史方式的不统一。
[14]如网络诗歌、“代”、“第三条道路”、“80后诗歌”等。
[15]《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引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