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中国新时期小说与日本战后文学
作者：曹志明
反思，对无产阶级运动及其文学的反思，对近代自我的追求。野间宏的小说《阴暗的图画》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前后， 日本大学生深见看到左翼学生运动遭到镇压，虽然十分气愤，但他没有参与。深见想保全自己，追求自我价值。作者通过深见的内心世界，试图表现革命进步运动与个人自我追求间的冲突与矛盾，在黑暗中寻求保全自己的道路。本多秋五撰文称赞主人公深见在主体与客体的抉择中选择了自己，从而“完善了自我”。此外，野间宏的反战力作《真空地带》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反思战争，揭露军队是个灭绝人性的活地狱。另外，梅崎春尘的小说《樱岛》通过日本战败前主人公村上的复杂心情，反映了人向往生和厌恶死亡的自然心理，探求自我的生存意义。填谷雄高的《亡灵》反映了作者在社会变革中探索、反思、追求人的精神世界。
中国新时期的反思文学和刘再复发起的“文学的主体性”论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政治与文学、政治与近代自我范畴内的问题。这一主题和日本战后初期文学界所面临的是一致的。另外，两国“反思”作品中的人物大都表现出不再是单纯的受害者，开始反省自己在极左思潮中的所作所为，或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追究历史悲剧的原因。然而，作为描述民族灾难以及政治悲剧的体验文学、日本的战后初期作家，无论是宫本百合子为代表的民主主义文学还是日本第一次战后派文学大部分是以亲身体验作为作品的主要内容。尽管他们谴责战争，但是总的来说是以痛苦的心情承受战争这一非常事态，在自身内部一边反刍，追溯战争体验，一边反省加入战争行列的自我。而中国的“伤痕文学”的大部分见不到作者的身影，中国作者几乎都在向社会，向他人追寻“伤痕”的责任。中国近现代文学中这种对自我探究的欠缺以及强调社会性要素的特点，当然有其众多的背景和原因。例如中国文学有“文以载道”的历史传统， 自古以来就非常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而日本文学传统则以追求自我审美情趣为中心，即本居宣长指出的：物我交融，感物兴叹的“物之哀”的美学理念。这种差异产生的就是中国文学的功利性大于审美价值，日本文学则作品的审美价值大于文学的功利性。因此，产生于20年代初期的日本普罗文学在战后初期与近代文学派的一场论争后，便逐渐从日本文坛淡出。
三、寻根小说与川端康成文学
中国“寻根小说”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类作品是从政治生活的角度趋向文化思考，离开政治生活题材，描写乡土民俗，追溯传统文化。“寻根小说”的产生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美国作家福克纳、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之所以影响世界，在于他们既有开阔的文化视野，又能坚定地立足本国文化。另外，拉美国家也出现了一些强烈寻根的作家群，这些或多或少地对我国“寻根文学”的诞生产生了影响。
中国“寻根文学”是理论与创作并行的文学思潮。1985年在文坛进行了一场“文化寻根”的讨论，揭开序幕的是韩少功、阿城等人。韩少功在《作家》上发表了《文学的根》，提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该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阿城、郑万隆、李杭育也分别撰文表示支持。与此同时，一批带着寻根意图的小说相继发表，造成了牵动文坛的阵势，在全国形成了广泛影响。在创作实践上，有受传统文化哲学观的影响，表现道家文化的寻根小说，如阿城的《棋王》、《树王》和《孩子王》等；有区域性文化寻根的小说，如韩少功的《爸爸爸》，《马桥词典》等；有表现特定地域，特定历史时期民俗风情的小说，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等。阿城的《棋王》中的主人公王一生以下棋塑造自己的精神世界。他知足常乐，随遇而安。作者通过对主人公的塑造肯定和赞美了民族意志。阿城笔下的人物总能在乱世中保持内心的平和，既有道家的超脱、又有儒家的执著。如《树王》中的肖疙瘩，《孩子王》中的“我”等人物，他们身上体现着崇尚虚静，天人合一的东方文化精神。
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文坛的活跃， 日本等国外文学作品大量涌入。其中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以下称川端)的作品译介更是不遗余力。1981年中国第一次翻译出版了川端的小说《雪国》和《古都》。此后川端的作品陆续传入我国。川端在艺术技巧上把对西方现代派的借鉴与对日本古典传统的继承结合起来，但在内容上却始终贯穿着日本固有情感的模式，闪露着东方佛教的虚无思想，虚幻、悲哀和颓废情调。《雪国》完成于1947年，主人公岛村是个无所事事的舞蹈爱好者，受艺妓驹子的吸引，体验了驹子对他大胆、狂热的爱。但岛村深知他和驹子不会有什么结果，这种爱是“徒劳的”。驹子也深知这一点，但他们仍然依恋着。这种虚无的、非功利的爱一直贯穿作品始终。川端战后的作品大部分是贯穿着这种东方虚无思想的。他在1947年《哀愁》一文中表示：“我将毫不踌躇地归返于日本传统式的哀怨之中，我不相信战后的世相风俗，也不相信面前的事实。我今后唯一要赞美的就是日本式的哀怨，日本式的传统美。”川端的这番话表达了对战后日本文坛不满的同时，也暗示着要寻觅、开拓一条通往未来的艺术之途。80年代初，川端的作品被陆续译介之时，正是我国“寻根文学”大讨论的前夜。它对我国“寻根文学”的诞生无疑起到了一定作用。
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寻根文学”的产生，从文学史的视角观之也有其必然性。当人类前无去路，又需要去路，需要告别现实的时候，常常会试图超越现时的苦难，或是对昨天进行反省，以找出通往未来之路。如西方文艺复兴时代以回到古希腊，从古典哲学和艺术文化中吸取力量，用来对抗中世纪文化就是一个明例。阿城在《文化制约着人类》一文中指出：“文化是一个绝大的命题。文学不认真对待这个高于自己的命题不会有出息。”①郑义也在《跨越文化断裂带》一文中指出：“主要视作品能否进入民族文化， 不能进入文化的，再热闹亦是一时。”②
四、“新写实小说”与日本“第三次新作家”文学
中国“新写实小说”是始于80年代中后期，直到90年代中期仍有影响的一个小说流派。“新写实小说”主要有如下特征：①所追求的是真实生活。②它追求的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是生活中平凡边缘的弱势群体，它拒绝“大写的人”。③偏爱“小写的人”偏好灰色的现实，小说格调是灰暗的，有一种反崇高、反悲剧的特征。其代表作家主要有池莉、方方、刘恒、刘震云等。
池莉1987年发表的小说《烦恼人生》是此流派的代表作品。《烦恼人生》描写的是一个普通青年工人琐碎平常的一天。这一天是在一系列琐屑、繁杂的事务中度过的。洗脸排队、带孩子跑月票、乘船、吃饭铺、去车间评奖金、听训导直到天黑睡觉。《烦恼人生》描写的虽只有一天，但它浓缩的是一个普通工人的一生。这里有种对于普通市民世俗生活的认同，隐含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漠视，放弃了精英文化的清高，以一种日常的世俗生活来冲淡昔日那些所谓“意义”与批判精神，回避崇高、摆脱价值。日本战后“第三次新作家”的文学与中国“新写实小说”的产生不但历史文化语境相似，而且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