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自觉追寻酒神精神的文学叙事

作者：汪树东

　　尼采曾豪迈地作过这样的宣言：“我们今日称作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总有一天要带到公正的法官酒神面前。”^⑥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就称为酒神哲学，他要为整个现代文明重估价值。中国现代作家们自觉追寻酒神精神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也就是进行像尼采一样的现代性批判。沈从文在《龙朱》中就曾这样写道：“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的血液的我，二十七年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中着在道德下所变成虚伪庸懦的大毒，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再也不配说是出自你们一族了。”^⑦这种自我谴责是在以龙朱等苗人为参照下进行的，而自我谴责的实质就是对发源于都市中的现代文明对酒神式的生命强力的扼杀的批判。现代文明在沈从文小说中就是由都市人来表现的，像作者在《八骏图》中所针对的中国读书人一样，“大多数人都十分懒惰，拘谨，小气，又全都是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以致于作者理所当然地认为，“憎恶这种近于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应当是每个有血性的青年人的感觉。”^⑧“血性”一词几乎是汉语作家对酒神精神的内涵概括得最直击要害的一个词语，它意味着激情、冲动、刚烈、力量、狂热、义气、硬骨头等。张承志在《西省暗杀考》的末尾出语极为壮烈：“刚烈死了。情感死了。正义死了。时代已变，机缘已去。你这广阔无限的西省大地，贵比千金的血性死了。”^⑨在作者眼中，只有像竹笔老满拉、喊叫水马夫等人那样与清朝官兵对抗的精神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血性，至于眼前的一切只是索然无味的。《心灵史》中也是把所有的热情投注于清朝时哲合忍耶苦难的一页，仿佛除了此苦难之外就一无所有了。背靠着这种所谓的“血性”，张承志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是极为酷烈的。在他的笔下，“都市不能忍受，都市变成臭粪坑了”。⑩甚至于都市人在他的笔下变得毫无价值，成了“人粥”了。更别说现代文明的价值取向了，在张承志看来，“科学在奇迹面前几乎变成了无稽之谈” 。⁽¹¹⁾莫言同样扬起了“血性”的旗，真正的英雄都像高密东北乡的纯种高粱一样在历史上逝去了，现存的受过现代文明熏陶的英雄们的子孙只是带着“家兔子气”的人，完全是“种的退化” 。⁽¹²⁾张炜在《九月寓言》中展开叙述的基本立场就是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对所谓的“野地”的寻找和融入。中国现代作家们在自觉追寻酒神精神时展开的现代性批判具有这样几个共同特点：首先，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把现代文明判为一种价值的失落，因此，历史的发展乃是一种退化；其次，他们几乎都是在城市与乡村这两极之间展开叙述的，城市是文明的代表，而乡村则意味着永恒的大自然，他们无论在理性上还是情感上都倾向于乡村与大自然，因此有着一种鲜明的反现代性的特色；再次，他们赖以批判现代性的基点就是酒神精神。那么，他们这种批判的有效性如何？这就涉及到酒神精神自身的界限问题。
　　酒神精神实质上就是一种审美精神。周国平曾指出，尼采曾“明确表示，价值重估的实质就是用酒神取代基督，用生命的审美评价取代对生命的伦理评价。”⁽¹³⁾把世界审美化的核心要义就是以酒神精神去统摄世界，它强调的是生命强力的自我肯定，是个体生命与永恒轮回的宇宙大生命的相通。因此酒神精神毫无疑问地把生命定义为强力意志，而直接把道德视为生命的敌人：“我的意见：一切生命和增长所需要的力和欲望都是用道德的禁忌来证明的。因为，道德本能否定生命。为了解放生命，就要消灭道德。” ⁽¹⁴⁾而且强力意志是与人的肉体、本能等息息相关的，尼采曾大声疾呼：“要以肉体为准绳……对肉体的信仰始终胜于对精神的信仰。凡是打算损害前种信仰的人，也就是等于彻头彻尾地损害了对精神权威的信仰。” ⁽¹⁵⁾中国现代作家们在确立酒神精神这种审美精神的时候，全都同样把矛头指向了道德伦理，而直接诉诸人的自然性的肉体、本能、冲动。沈从文对道德的蔑视是无以复加的，在他看来，人的酒神式的生命强力会直接牺牲于所谓的世俗道德。因此，他总是乐于从那些被常人认为不道德的人身上去寻找他所谓酒神式的生命强力。张承志无疑更是极力张扬酒神精神这种审美精神，他曾这样断言：“美，对于文明发达几近腐烂的中国人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一种血色，一种难得的激烈和天然的热情啊。” ⁽¹⁶⁾他直接把酒神精神替换成了美的定义，似乎在血色、激烈与热情之外就不存着美了。张承志笔下那些为信仰而走上不归的殉教之路的人，都是在与人类的基本道德对抗下展现其生命之美与牺牲之美的。莫言就更是为酒神精神的美而倾心，同样像余占鳌、司马库、孙丙这些人的生命是在与道德的对抗、与对本能和冲动的依赖之中展开的，他们的酒神式的生命强力虽说表现在对抗外敌入侵，为正义而战等方面，但同样表现在那些毫无道理的杀人越货、纵欲狂欢上。张炜的《九月寓言》也不过如此，酒神式的生命强力在审美精神的打量下既表现在金祥背鏊子、闪婆与露筋野地之恋，也表现在小村人那种无休无止的互相折磨上。这样，作为一种审美精神，酒神精神就显出了它自身的复杂性。它植根于本然生命中，并以本然生命为目的，这样就割舍了人的生命超越向度上的价值追求；而一旦人丧失了生命的超越向度上的价值追求，剩下的就只是本然生命的自我肯定了。“既然唯有生命欠然本身值得肯定，在审美的光照下，生命欠然及其连带的邪恶、纵情、浑浊都得到肯定。再也没有神性的眼睛盯视着生命本身没有涤净的原始性，邪恶和无耻理直气壮徜徉于世。‘这样一来，问题就滞留在审美的水平上了——丑就是美，即使兽性和邪恶也会在迷人的审美中发出诱人的光芒。’”⁽¹⁷⁾ 的确，作为一种审美精神，酒神精神恰恰更钟情于邪恶与兽性，因为邪恶与兽性在它看来更是一种酒神式的生命强力的显发。尼采就曾说道：“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的理由的。在这个意义上，悲剧神话恰好使我们相信，甚至丑与不和谐也是意志在其永远洋溢的快乐中借以自娱的一种审美游戏。” ⁽¹⁸⁾中国现代作家们在自觉追寻酒神精神的时候不就像尼采一样不得不（或许更是乐于）肯定兽性与邪恶吗？然而，问题倒出在，一旦兽性与邪恶被酒神精神以审美的名义接受下来时，人的生命就必然会受到威胁，直至被其扼杀，这样酒神精神就不得不自我瓦解。
　　此外，在酒神精神的文学叙事中，人的存在中有一种至关重要的事实性被它忽略了，那就是人在终极上的有限性，譬如人无法完全把握终极真理，人的生存中爱与死的悲剧性，人的生存的两难境地等等。人与大自然、人与社会的冲突更多地构成人的外在苦难，它可以通过酒神式的生命强力来克服；但是，由人的终极有限性构成的人的内在困难，却常常会使人陷入真正的绝境，那时，酒神式的生命强力根本无济于事。尼采曾经极力贬斥良心、忏悔、反思、拯救等用语，这只是表明他力图把这种内在的事实性摈除在视野之外；因为这种事实性，无论如何以酒神式的审美精神都无法应对它。但是问题的关键，恰恰是直面这种事实性，直面由之构成的生存苦难，人的真正内在生命才会开始，人才有可能建构出丰富的内在精神世界。中国现代作家们在自觉地追寻酒神精神时，由于把这种内在事实性摈除在外，我们可以发现无论他们描绘了怎么样壮美的生命强力与生命境界，他们的作品依然是质地单薄的，没有什么实质的丰富性。这在他们小说主人公身上表现得很清楚，像虎雏、豹子、海碰子、陈三脚、喊叫水马夫、马明心、余占鳌、司马库、孙丙、金祥等人，从外表来看，他们生命的确是壮丽辉煌，他们所触及的世界的确是生机盎然的，但是若再看看他们的内心世界，那又是何其单调、何其荒芜、何其静如止水，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实质的精神丰富性，他们更不可能开创出新的世界。没有直面内在事实性，没有对内在精神世界的探索与创新，单靠所谓的酒神式的生命强力只能消极地应付着外在世界的环境，变成外在世界力量的玩偶。像虎雏、喊叫水马夫、司马库等人虽说具有酒神式的生命强力，但是他们在依循着本能反抗外在世界时，不是以另一种方式奇特地成为外在世界的玩偶了吗？外在世界不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成为他们无法摆脱、无法超越的命运了吗？他们由于缺乏真正的精神创造性，就只能一再地依凭着酒神式的生命强力不断地重复着外在的遭际，而不可能会有什么新的东西出现。当然，这种内在的事实性并不会因其被遮蔽而消失，相反，它总会寻找各种机会，从生命的破缺处冲决而出，把人置于极为尴尬的境地；这时，人的处身状态就不会是什么力量的缺乏，最基本的物质欲望不能得到满足等等了，而是与罪疚、恐惧、良心的谴责、无能感等相联系的状态。酒神式的生命强力对这种更深的灵魂受苦就无能为力了，⁽¹⁹⁾即使连永恒轮回的宇宙大生命都无法压抑这种灵魂受苦；这时，酒神式的生命强力就只能保持着一种反抗的姿态，或毅然地把这种痛苦压抑到灵魂的深处，转而去寻找外在的能激发生命强力的反抗对象；但是，这只表明其内在的空虚和无能，所谓的反抗也只是一种没有实质意义的姿态了。因此，由于遮蔽了人的生存的内在事实性，遮蔽了人的生命的深渊处境，酒神精神的确立就始终只是在很有限的范围内有效，其最终的结局无法摆脱自我瓦解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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