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同“途”殊“归”为哪般
作者：刘东方
二
东西方的哲学是人类知识宝库中一件熠熠发光的瑰宝，但二者却存有较大的不同。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在批判经院哲学信仰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②该命题一经诞生，就受到同时代哲学家的责难和非议，但它所体现的新精神，新原则，即推尚理性的主题，却启迪了整个欧洲的近代哲学，进而使其形成了推崇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哲学框架。其后，无论是以培根、霍布斯和洛克为代表的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还是以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大陆唯理论，伏尔泰、狄德罗为代表的18世纪法国的自然神论和机械唯物以及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西方哲学的基本内核都是循此发展，尽管20世纪出现了以柏格森、海德格尔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但不可否认的是，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依然为其主潮（其实，非理性思潮，特别是存在主义哲学，也是在二战后对人的存在所做的理性反思）。他们尊重人的感性欲望，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然性的存在。法国人文主义者蒙台涅说：“一个能够正确而真正地享受自己的生存之乐的人，是绝对的并且几乎是神圣完美的人。”③他们尊重个体的理性。贝克莱认为：“人的理性包括人对自然的观察，实验和思考，也包括著书立说等心灵的活动。”④在他看来，理性能力是人的特质，是人与动物的最大分野标界。他们信奉怀疑主义。怀疑主义的基石就是理性精神，因而西方的哲学家们最早发出了“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命题式呼喊。对于哲学与理论思维的关系，恩格斯认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而为了锻炼理论思维能力，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由此可见，哲学与思维方式之间内在的关联。西方哲学的理性内蕴不可避免地对西方作家的文学思维产生重大的影响。如美国现代作家海勒的小说《第22条军规》，就以二战期间，美国空军生活为背景，对战争，对人性，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进行了深层面的哲学思考。美国空军的上尉轰炸手尤索林，厌倦了战争。为了保全自己，他假装神经错乱，根据第22条军规，只有神经错乱的疯子，才能获准停止飞行。尤索林似乎有了生的希望。然而还是这第22条军规规定：停止飞行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如果你在面临真正的、迫在眉睫的危险时，能够对自身安全表示关注，就证明你头脑清醒，决不是疯子，你就得继续飞行……尤索林终于省悟，第22条军规实为危机之源，它是一张永远逃不脱的罪恶之网。在自我理性的引导之下，尤索林终于看清了战争的本质，他不顾一切地逃往理想中自由王国——瑞典去了。《第22条军规》是“黑色幽默”的代表作之一，它突出描写主人公周围世界的荒谬，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嘲讽态度表现环境和个人之间的互不协调，并把这种不协调现象加以放大、扭曲、变形，表现人性的贪婪和理性不可战胜的力量。因此，整部作品具有较强的理性思辨色彩。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虽内容庞杂，涉及到现代物理学中的“热寂”说、导弹工程学、高等数学、侦探技术、性心理学等等。但作者仍醉心于对战争进行理性层而的思考。作品主要写德国秘密制造V-2火箭袭击英国，其导弹运行的最终落点，恰好是伦敦心理战术部队——美国情报军官斯罗士洛普和许多偶然结识的女子过性生活的地方，而主持制造导弹的德国纳粹上校魏斯曼也是一个淫虐狂。通过这个荒唐的故事和其他一些喜剧性场面，作者告诉人们：支配人类的战争和人类引以为骄傲的科学技术都只意味着死亡。
中国哲学则是以农业小生产的家庭宗法制度为基本生存延续基石的，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它更加强调群体的利益和作用，强调个体对群体的依附和让步，重视“和谐”和“中庸”。朱熹认为“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平常也。”⑤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⑥中国哲学的特征在于关注宇宙论和认识论的发展，偏重于对事象大体的认知；同时，强调合一相融与和谐；重视实用，提倡个人修德重行，具有较强的辩论性和实用性。但中国哲学过分强调体验的内涵，而阻碍了逻辑理性的发展；过重对事物共同点的肯认，从而缺少对于事物间相互共处，特别是细微处的体察和对事物的复杂性、异质性、冲突性和矛盾性的认知。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重视人的感性认识，更多地强调个人的“悟性”，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更多的依靠个体的体验和内省，普遍缺少一种清醒的理性提升。同样，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作家的写作思维走向。不论是浪漫传奇的《铁道游击队》，宏伟壮阔的《红旗谱》，还是气势磅礴的《烈火金刚》，真切朴素的《苦菜花》，它们更多地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磨练和提升，是个体在战争这个大熔炉中的锻炼和成长，在这里，战争成了个体甚至整个民族走向成功的一个至为关键的契机和环节。在战争这个大课堂里，人们学到的是团结友爱、克服困难、不怕牺牲、集体至上……而战争对人性的扭曲与异化以及对战争本身进行的理性思考则完全被遮蔽了。在中国的现代作家中，也只有鲁迅和郭沫若、张爱玲真正像西方作家那样思考过“我是谁”的哲学命题，这可以从《过客》、《凤凰涅槃》、《金锁记》中找到答案。由此可见，哲学思维的不同，导致中西方作家对战争文学的切入角度不同，也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三
就文化传统而言，西方文学具有较强的悲剧意识，而东方文学则蕴含浓郁的喜剧因子。悲剧在希腊语原意为“受难的深深感情”，亚里士多德在《诗学》11章中将其称为摧毁性或使人痛苦的情节，比如“在舞台上死去，出现巨大悲痛的场面”。他以古希腊悲剧特别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为例，说明悲剧的目的在于激发人们的怜悯和恐惧心，从而使他们产生感情净化效果。可见，在古希腊时期，悲剧已具有了较为重要的地位。16世纪中叶，产生了英国悲剧。1562年《萨克维尔》和《诺顿》的上演，标志英国悲剧的正式出现。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一流的悲剧大师莎士比亚，他所采用的悲剧形式主要有“复仇的悲剧”、“家庭悲剧”和“历史悲剧”。17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千篇一律的描写爱情与荣誉冲突的英雄悲剧。18世纪，则围绕中产阶级人物而发展产生了所谓的家庭悲剧。19世纪末，出现了易卜生戏剧，即社会悲剧。由此可见，悲剧在西方文学中具有源远流长的文学传承性。悲剧意识就普遍成为西方作家观照生活表达感情的一种特有的方式。浏查西方各国的战争文学，可以发现，不但英国、美国、苏联的作品，都或隐或显地浸润了悲剧特质，德国也不例外。德国现代著名作家雷马克，在其长篇小说《生死存亡的年代》中，塑造了一个法西斯军队中被唤醒了人道主义情感的青年士兵格拉贝尔的形象。一开始，格拉贝尔在法西斯主义教育下，脑子里充满了“英雄幻想”，但在残暴的现实面前，他的幻想破灭了，对纳粹产生了怀疑，对法西斯分子充满了仇恨，当他打死了纳粹分子，释放了苏联游击队员后，因不愿与他们一起投奔自由，而被苏联人捡起他自己扔掉的冲锋枪枪杀……在他身上，体现出整个德意志民族对自己错误进行的理性反思，整部作品也处处弥漫着浓郁的悲剧氛围。
在东方文学传统中，喜剧占有主导的地位，以中国、日本、印度及阿拉伯为代表。从起源上讲，古希腊戏剧起源于严肃的祭典——酒神颂歌，而东方的戏剧则起源于娱乐性较强的原始艺术范畴，往往与舞、乐渗透，掺杂在一起，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使观众得到欢娱，因而以喜剧为主；同时，与古希腊的悲剧主题——“命运不可战胜”不同，东方喜剧的主题则是“命运可变，天人感应”。具而言之，或是“神授天命，人改命运”，或“宗教道德化”，或是“神权历史化”，或是“轮回业报”，或是大家熟悉的“大团圆”式的结局。受东方文化传统的影响，我国当代的抗战文学作品，无论是史诗性的《红旗谱》、《吕梁英雄传》，还是通俗性的《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甚至孙犁的《芦花荡》《吴召儿》、《嘱咐》等战争诗意小说，都摆脱不了喜剧文学的影子。因此，作为两个不同文化范畴中的承受个体——作家而言，不可避免地承继了各自的文化传统因子，进而影响到各自的文学创作。可见，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也是造成我国当代抗战文学与西方反法西斯战争文学风格特点不同的重要原因。
抗日战争文学，是我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放置在世界文学大格局的视野中进行比较分析，应是实现当下抗战文学研究“突围”的策略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时期和后新时期的抗战文学，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已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西方化趋势，但其在心理学、哲学和文化方面的特征，与西方相比，仍然标识着深深的民族烙印。
（作者单位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福柯《性史》第1卷，第96页，纽约1978年版。
②③④冒从虎，王勤田，张庆荣《欧洲哲学史》上册，第392页，第
412页，第182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⑤⑥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一册，第45页，第47页，人民文学出
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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