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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悬置的历史
作者：张立群
不过，在90年代诗歌写作和研究中被反复提及的“个人化写作”是存在问题的，而且，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问题就暴露的越明显。即使我们可以不计较其命名上的缺陷，但我们不可能忽视其面目雷同甚至泛滥成灾的态势。自“个人化写作”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面临着被重复的现象，而这种重复随着提倡“个人化写作”的诗人相继成名之后就变得日益明显——而这样的结果不但使诗歌的写作空间日趋狭窄，还使得许多颇有才情的年轻诗人无法被文学史所重视，这肯定不是我们苦心对抗“非诗歌”境遇之后所看到的。事实上，“个人化写作”专注日常生活的描写只是长期“漂浮式写作”后的一种反思，它的重点在于如何以“个人”的方式进入艺术的殿堂，而不是要长期的站立于世俗场景，更不是为诗人无力对抗时代而找寻的借口。“个人化写作”是要从传统意义上的“反诗”最终走向“真诗”的。可以设想：如果“个人化写作”只是以描述世俗甚至是通俗、模仿为目的的，那么，它绝对无法进入诗学的层面，但我们有些诗人偏偏充当了所谓的“效尤者”，而这无疑是真正地曲解了“个人化”的本意，自然，这也不利于诗歌写作的良性发展。
三、“叙事性”的“合法化”与危机
谈论90年代的诗歌可以有不同的立场与视角，自然，不同的立场与视角也是得出不同结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出于对这一时期诗歌现象的总结以及诗歌未来发展的考虑，我们还是应当通过寻找“共性”而进行深入的思考，尽管历史上的每一次诗学建构会远远复杂于此，但在目前，这种思路对于近乎为“零距离”的跨世纪诗歌而言却无疑是有效的。
自90年代以来兴起于诗歌研究界的“叙事性”倾向并不是偶然出现的，即使除了诗人的提倡和研究者的瞩目，其具体原因也至少可以从内外两面去予以揭示——首先，就诗歌艺术演变的内部原因来看，所谓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叙事性”主要是针对以“朦胧诗”为下界的以往诗歌中一贯高昂抒情手法的超越，同时，它也是对“后朦胧诗”专注语言形式、语言“不及物”的一种反思后的综合；其次，就诗歌的外部原因来看，它则是90年代以来个体强烈关注现实和个体生存体验成为人们“首要问题”的必然结果，当然，这里还应当包含“文化多元”氛围下包括诗歌在内各体文学可以相互综合的事实，而诗意表达和艺术手法的相互叠加也反映了后现代性的某种表征。
当然，为了具体探讨“叙事性”的意义内涵，我们或许还需要对90年代许多著名诗人对“诗歌的叙事性”的看法与主张进行简单的梳理——如王家新在《当代诗歌：在确立与反对自己之间》中曾说：“近几年以来，诗歌不单是‘对词的关注’，也不单是抒情或思考，它们往往还暗含了一种叙事。”⑤而西川则在《90年代与我》中阐释：“叙事并不指向叙事的可能性，而是指向叙事的不可能性，而再判断本身不得不留待读者去完成。这似乎成了一种‘新’的美学。……所以与其说我在90年代的写作中转向了叙事，不如说我转向了综合创造。既然生活与历史、现在与过去、善与恶、美与丑、纯粹与污浊处于一种混生状态，为什么我们不能将诗歌的叙事性、歌唱性、戏剧性熔于一炉？”⑥如果将以上论述与黑格尔的“史诗就是按照本来的客观形状去描述客观事物”的论断归结为一体，再联系90年代以来人们日常的生活场景和“个人化写作”成为诗歌写作热点的实际情况，我们无疑可以得出“叙事性”命题是“适时合法”的结论，然而，现时的复杂情况却使新的问题随之产生了。
90年代以来兴起的“叙事性”诗歌与传统意义上的“叙事诗”和“叙事”（其实是指小说范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相信这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而“叙事性”诗歌本身所体现的强调外部客观化描写、无法持续抒情中的自我体验乃至语言的才能和写作的智慧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些。但就目前而言，“叙事性”并没有摆脱现象单一与理论脱节的问题。如果可以使用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做进一步说明的话，那么，90年代频频为诸多批评所阐述的“叙事性”虽然以表现对现实生活瞬间体悟的片断性结构区别了全面讲述故事、塑造人物的小说叙事，但这似乎并不妨碍我们使用叙事学的某些方法去研讨精于策略与技巧的“叙事性”诗歌的写作本身。对于诗歌的“叙事性”而言，尽管我们已经通过“自我发现”的方式触及到了它的本质，并进而明确其中内外视角的频繁转换和行文中同一人称之间的差异，但我们似乎没有花费更多的时间沉潜进去。而传统意义上的抒情式表露时刻在为数众多的诗人头脑中徘徊的踪迹，又常常造成其具体的实际操作往往比理想境界更容易暗淡与失色，何况还有简单理解概念、盲目状态下的模仿与泛滥，从而不断降低了“叙事性”诗歌应有的品质。
实际上，“叙事性”诗歌是一种极见难度和功力的写作。正由于它选择了以往诗歌常常摒弃的手法，所以这种“叙事”才更要求诗人驾驭语言的能力和近乎返朴归真式的技巧。而事实上，“叙事性”之所以还称其为一种诗歌就不可能彻底地放逐抒情。“叙事性”若想最终占领一席之地就必须在情感内敛的前提下，在抒情性写作与“纯诗化”追求之间寻找结合点——它从不是通过对抗抒情或通过简单的写实回归来显现自己，它的内涵以及出现的年代都决定其必须走综合的道路，而这，正是建构所谓“叙事性诗学”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四、盘峰诗会论争及其隐含的问题
盘峰诗会作为90年代诗歌论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90年代诗歌跨向新世纪的分界线，其隐含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过，由于盘峰诗会及其余脉涉及的问题如“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间的对立，以及这场诗会标志着当代先锋诗歌写作阵营分裂，所以，对其评价一直是聚讼纷纭的。
虽然，从表面上看，发生于世纪之交的“盘峰诗会”的“导火线”是缘于程光炜编选的《岁月的遗照》和杨克主编并与前者形成鲜明对立色彩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但对于这场发于世纪之交并标志先锋诗坛裂变的“论战”，却是新时期以来长期绕于诗坛的诸多矛盾的一次集中显现乃至爆发。当然，作为本该相互补充的两种写作最后以这样的结果收场，还必然要涉及到一定的意气之争。至于这场被有些研究者认为是“不仅是没有意义，而且可视为是中国诗坛上并不光彩的一页。它暴露出来的不是诗人内心那博大而睿智的思想，不是诗人对于中国现实生存中人们精神境域的共同焦灼和困顿，不是他们对于中国当代诗人自身所面临的心灵处境的敏锐感悟和尖锐反抗，而是在演绎某种荒诞的诗歌话语的霸权意识，张扬某种庸俗的谁是谁非”的论战，⑦是否真的可以“名至实归”，则还需要从诗歌史的高度予以检视。
事实上，即使只是联系90年代诗歌的生存背景以及几次重大的诗歌论争的话，那么，发生于世纪末这场“知识分子”与“民间派”的论争也势必要突破时间的界限，从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中去看待其本身。对于90年代诗界曾相继出现的围绕郑敏先生《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的论争、关于周涛“新诗十三问”的论争，虽就表面上看，前后之间似乎并不存有直接的联系，但如果从百年诗歌的发展脉络去看，它们却会由于本质上的“共性”而殊途同归：首先，世纪末的这场诗歌论争以及“90年代诗歌论争”的本身是新诗的“传统与现代”和“外来文化与本土融合”之间矛盾的必然结果。这不但是90年代诗歌论争的共性，也是百年诗歌迟迟没有解决的历史问题。在90年代诗歌论争的发展谱系中，无论是郑敏的“世纪末的回顾”，还是“新诗十三问”以及“盘峰诗会”，尽管论战双方都指出了对方存有的缺点与偏颇，但他们发生在可以反思的时代并不约而同的将目光转向过去，或者从新诗的诞生处着眼，或者从古典传统与新诗历史以及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纠葛中寻找资源的事实，都充分说明了百年汉语诗歌存留着历史症结。其次，“盘峰论战”还为我们带来了另外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那就是百年诗歌中一直存在的“权力话语”问题。在此，我们必须注意到许多评论者不愿谈及盘峰诗会及其余脉时所涉及到的诗人名讳，但无论是《岁月的遗照》还是《1998中国新诗年鉴》，以及随后争鸣文章所涉及的具体诗篇和诗人又是我们关注这场论争时所必须面对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派”的对立并非由来已久，“知识分子写作”在90年代乃至遥远未来都将成为一个模糊的、人言人殊的概念，以及“民间”也肯定不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与权力中心相对的一端为民间”，“民间自身含有的藏污纳垢、有容乃大的特点”所涵盖的意义也肯定会为“民间派”所熟识。⑧“民间”与“口语”在盘峰论战中被频频提起是带有明显的对抗情绪的。但从结果上看，它源初要对抗的话语霸权、帮派主义的目的是以一种诗坛分裂，成就一些人诗名，甚至是造成新一轮话语权利和粗暴批判行为的再度出现而收场的。“盘峰诗会”及其论争所存在的潜在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已经超过了论争的本身。而由这场论争折射出的历史投影恰恰是淹没那些没有参与论争，并在写作上卓有成就者的一个重要障碍，同时，对于“盘峰诗会”之后的中国诗歌特别是世纪初几年诗歌整体研究现状的“失语”也无疑是这场论争所带来的负面价值之一。当然，关于这个问题值得研究的地方还有很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关注这场论争具有的意义肯定会比关注论争本身更具价值。
总之，以上四个方面就是“拆解悬置的历史”的最终所得。虽然，在涉及每个具体问题的时候，还有诸多方面可以进一步的探索，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将这四个问题以整体的方式结合起来，那么，90年代诗歌研究中的“悬置”势必会一目了然的。因而，通过“拆解”之后，确实可以回答90年代诗歌研究中一些常常陷入悬置状态的问题，并进一步明确作为20世纪诗歌历史的一部分，90年代诗歌已经成为一个世纪的终点，那么，所谓“拆解悬置历史”的行为就获得了其应有的价值，而反思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①②见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和知识分子身份》，收入《站在虚构这边》，北京：三联书店 ，2001年版， 45-49页。
③唐晓渡《不断重临的起点 》，收入《唐晓渡诗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32—33页。
④谢冕《丰富而又贫乏的年代》，后收入《最新先锋诗论选》，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50页。
⑤王家新《当代诗歌：在确立与反对自己之间》，后收入《没有英雄的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
⑥西川《90年代与我》，后收入《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265页。
⑦⑧洪治纲《绝望的诗歌》，《南方文坛》，2000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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