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追忆女人的诗性历史

作者：贞　桢

　　 在与历史女性对话的过程中，赵玫自身的“当代意识”在唐宫中得到了张扬。她的写作，不是让历史女性复活在那个时代，而是希望“在历史所提供的僵硬的脉络中，填充进鲜活的生命；在远古遗留下来的没有呼吸的骨骼中，填充进我们今天依然可感可触的血和肉……让武则天穿越千年的遥远，来到今天”。 ^⑨她把今天的女性或者说她本人对爱的执着，对性的迷恋，对女性地位的冷静审视涂抹在一个个历史人物身上。她编织的历史，是女人爱的历史，也是她自身爱的历史。从高阳公主对辩机的苦苦守候，到上官婉儿对崔湜至诚至圣的精神之爱，其爱情哲学都是在复述着作家坚持的那种“爱是永恒的忍耐”。赵玫选取的女性主人公，或许都能够与她灵犀相通，她将现代人的思想和情绪强烈地投射到古人身上，借古人之情加以宣泄。作家书写她们情感的疯狂、性爱的火热、容貌的艳丽、举止的优雅……分明是在颠覆着历史的背景和逻辑，她们分明是现代女性的化身。在这里，作家采用了以女性的“情性”激活历史的手法，以当代人的情感为艺术中介去感悟、统纳历史，写史绘人，追求在“情”的层面上谋求当代与历史女性人物在情感、经验以及内在生命人格上的多重对话，以主体情感拥抱尘封多年的历史人物，尽量把笔触入历史内部富有生命质感的“情”的一点上，打穿古今的时间壁垒，从而丰富了对历史的多重诠释。
　　在当代历史小说创作中，赵玫的这种“情性激活”历史的方式并不少见。王鸿儒的《庄妃》、马昭的《世纪之门》等作品依然鲜明着体现着这种方式。即便是在那些以凸现历史真实为创作宗旨的小说文本中，我们依然可以听到这样与历史人物“认同式”的对话。二月河在考察雍正的史料时，为雍正的勤政与政绩所折服，并抱以深深的同情；写顺治的凌力、写张居正的熊召政以及写李鸿章的吴果达对笔下人物也作如是观。这种感同身受式的关怀，使作家把自己的理想人格投射到历史人物之上，从而“清除过去与现在之间联系的那种中断现象”，这是靠作家用符合现代人旨趣的现代意蕴组织、处理历史文本的结果。^⑩恰如克罗齐所言：“只有一种对现在生活的兴趣才能够推动人去考察过去的事实。因为这个缘故，这种过去的事实并不是为了满足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为了满足一种现在的兴趣，只要它一经和现在生活的兴趣结合起来就是如此。” ⁽¹¹⁾由此观之，历史小说中所描绘的具有某种特别性质的人物或生活与当代社会生活、当代人文精神是可以对话的。在“当代的历史”中，我们看到赵玫写的既是古代，又不是古代，她的古代题材作品蕴涵了很多“20世纪末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写《武则天》她考虑的不是一个唐朝的问题，而是一个90年代中国大陆女性所面对的挑战的一个很有力的描述”。赵玫笔下人物的不轻松，实际也是作为女人的她“生活状态中的不轻松”和她在“当代生活中的无奈”，⁽¹²⁾ 而这种“不轻松”和“无奈”既贯穿古今，也衍射未来。
　　三、想像女性——勾绘历史女性的生命地图
　　赵玫以女人的心体会女人，为女人建立富有性别意识的心灵史。我们感觉到，这种“以心会心”的角度使她的作品从形式上弱化了历史小说家常有的那种概念先行的痕迹。阅读她的作品，会感到作者是在不断探讨人物生命的种种可能性，而不是确定了一个要高扬的主题，为人物立新传。在写《上官婉儿》之前，她向自己提问：“‘这是一部女人的历史。’‘一个怎样的女人？’‘她的爱与恨。而她的爱与恨又是怎样地悬浮于那个巨大的政治背景之上？’‘她的生命又是由什么构成的？’‘她何以能够在宦海中沉浮？’‘又能够久久不被淹没？’”在武则天女皇的光辉下，“她们是怎样荣辱泯恩仇的呢？这便是我在我的这部小说中所要探求的。于是把两个女人的内心铺排开来，沿着她们人生的轨迹，去寻找她们能将仇恨融化的真正原因”。⁽¹³⁾ 作家没有被史料的迷雾所遮蔽，她试图以探索方式，绘制女性人物的“地图”，从而给读者带来这样的感受，即女性人物的历史是在作家与人物、与读者共同的思考下铺展而成，历史的“真实”在无意间便被这种“探讨”置换得模糊不定了。当然，这所有的探索都只是一种尝试，历史的可能性导致历史无法被绝对真实的还原，赵玫说：“但那或许终究不是真实的。真正的谜底不在今天。今天的我们只能猜测。往事被尘封。”⁽¹⁴⁾这种猜测、讨论的方式“使我在创作中充满了激情。最最令我兴奋的是历史的话题所带给我的无限创造的空间。我可以在讲述着一个十分古老的故事时，充满了想像力地去探讨一种人性的可能性、心灵的可能性，以及历史人物生存选择的可能性”。⁽¹⁵⁾
　　这种对历史“可能性”的探讨，使作家可以跳出题材的模式，以一些细节的真实点染出历史的背景与氛围，驱策着历史人物来到一个新的时空。这种脱离“历史真实”的姿态，并没有使她陷入重构历史的操作中。既然文本永远无法抵达历史的真相，倒不如以元小说的姿态直接裸露对历史事件的质疑，以推测、揣度不断传承的历史事件的虚构本质。在与古代女性的对话中，“作家毫不在乎地暴露‘我’的存在和‘我’的主观见解的渗入，甚至常用‘我想’、‘我猜想’、‘我以为’等轻佻的口吻陈述历史。填充各种空白之处，裁断模糊的一点” 。⁽¹⁶⁾在《高阳公主》中，作者经常直接干预情节发展，甚至直接表达自己的议论；而在《武则天》中，作家不仅指出有关星相大师袁天纲预言武则天将主天下的记载并非信史，而且指出有关武则天杀死自己亲生女儿、栽赃王皇后一事同样是史书作者们的编撰，因为“他们无视那个时代新生儿的死亡率几乎是出生的一半的这个事实”。作者做出这样的叙述，显然是为了突出武则天身为母性的一面，带有强烈的为女性“翻案”的色彩。她以性别的诗性融入历史的诗性，以这种个人声音的方式，寻找历史叙述的深层支点。这个支点便是女性生命的本真存在。因此，我们不必过度推敲赵玫为女性翻案的可信度，而应该认识到“历史的真实首先应该是意义的真实”，⁽¹⁷⁾ 这种意义，是由作家自我的理智与情感控制的。
　　在历史的框架中，作家拥有了一份解释历史的能力，赵玫认为“重新解释这些人，重新解释这些人物的关系，重新解释历史……是一个创造的过程。”⁽¹⁸⁾这种创造性的想像，是以关注女性生命的诗性存在为支点的。很多女作家进行历史小说、特别是女性题材历史小说创作时，大都是在发现女性的基础上，以心灵贴近历史人物的姿态，从而实现勾绘历史女性生命图景的旨向，彰显女性人物人性的丰富、圆润。她们设计的很多细节，在小说中获得了与史传相比不寻常的意义。如《陈圆圆·红颜恨》中陈圆圆与冒辟疆的初恋对她以后人生长途的影响，再如《武则天·女皇》、《王昭君·出塞曲》中分别对武则天和王昭君二人早年生活的勾绘，虽然其场景与情节大都为虚构，但其人物生命的历程则完满充实了，这样的虚构也便具有了合理性。与赵玫以想像的姿态描摹女性的历史生存有些不同的是，另一位“花非花系列”的女作家王晓玉则经常以“论辩”“考据”的方式为女性翻案，她们同赵玫一样，将此在的生命体验引入历史，重绘或者说改写了那些细微的历史真相，触碰到女性在男性历史中被挤压、折磨、扭曲的心灵。这种被福柯称之为“经验性存在”的历史，便是被人们长久所忽略的历史。无疑这种历史虽为虚构却更加真实。它虽是文本化的历史，但却更加合乎人性，更加契合女性的生命历程，从而 “以一种新的切入历史的角度走向另一层面上的历史真实”。⁽¹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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