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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高处的隐喻
作者：林超然
2．人格大境。王立纯早就清醒地认识到：“有些时候，作家之间的比较，其实就是人格的比较。”⑤作家是文化使者，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王立纯始终牢记这一点。《黑水河白水河》里的方老五和李秋生虽是衔着一个奶头长大的，但他们的人生路向就像黑水河与白水河迥然有异。李秋生当着镇长，方老五是个落魄的光棍汉，却也混个轻闲自在，他说：“我不是农民，我是渔人；人民人民，人在前民在后，渔人总比农民高一个档次吧?”王立纯一直对特权阶层保持着警惕，人物的地位与其人格的高度成反比几乎是其作品中的通例，在《黑水河白水河》中亦是如此。李秋生的贪财贪色与方老五的重情尚义形成鲜明的比对，但李秋生到底良知未泯，加之方老五人格精神对他的感召，使他在出色完成领导抗洪的任务之后跳水自杀，这是他能想到的进行自我拯救的最佳方式。黑水河与白水河流到了一处，一起闪烁道德的光辉。巴人在《论人情》里强调：“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总是具有最充分的人道主义的作品。”⑥在王立纯的作品中总有一种宽容，道德成了信仰，每个人都要恪守，他笔下的人物都主动或被动地以道德为鉴。
应该说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含80年代)的中国文学从未缺失过英雄这一贯穿性主题，进入90年代以后平民化才日益显著起来。我们从王立纯的作品中仍能找到若隐若现、一鳞半爪的英雄情结。《口罩》自是一篇力作，也能较深刻地代表作家的人文理想。张力为是平民英雄，为救窑主的叔叔而丢掉了鼻子，他再也离不开口罩。窑主人烂一点，待他很好，平素待别人也不错，甚至被窑工们视为恩人。可煤窑起火时，他竟用铲车封住了出口，草菅了三条人命。窑主很快找到了息事宁人的办法，只有张力为一人不答应。张力为不断地强化窑主的罪孽感，使他如坐针毡，心理防线崩溃，最后开车翻入桥下。张力为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对窑主的审判，这是民间的、良知的方式，也是最奏效的方式。《菜根谭》中有一句话：“平民肯种德施惠，便是无位的卿相。”王立纯深爱着底层百姓，相关笔墨也常常一往情深。《栖息在七楼上的麻雀》掀起了现代都市极易被遗忘的一角，“我”、倪虹、阿白、风兰，还有地瓜佬和地瓜婆这些来城务工的人，他们生活在现代文明的视线之外，像栖息在七楼上的麻雀，他们的生活境遇一想而知。走近这样一群人，我们一样能感受到生命的热度，他们并没有真的垮掉，“我”不齿齐维佳等人的盗油行径，毅然放弃了已到手的一大套新房子，挺直了人格的脊梁。
一切小说的胜利都是作家人格精神的胜利，一切小说的失败都是作家人格精神的失败。作家的人格精神来自于民族、历史、宗教、文化、道德等众多泉源，也来自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小说创作中的情感、理性和文化本身都包容着作家的人格精神，王立纯力擎人格精神的大纛，有着登高而招的特别意味。
三、始于澹定的现代歌吟
1．文化视线。不论是写城市、乡镇，还是写林区、油田、矿山，王立纯笔下总是些被文化浸透的文字，人物和事件都有着一种文化属性。黑格尔、萨特、托尔斯泰、塞林格等人的名句被他信手拈来，融入叙述而不露痕迹；中国古典的诗词歌赋，花朵般在他的文字中闪亮，各类应时的民谣也镶嵌得体，加之他对“风俗即人”的认知，使他的小说最终成为高规格的文化产品。政治文化、知识分子文化、民间文化，凡所应有，在他的创作中无所不有。
《敖古都拉鳟鱼》似一则寓言，完全像副市长李凌望的一次梦游。他不爱美人爱钓鱼，连老婆红杏出墙亦不闻不问。迷恋钓鱼，造就了他无欲无求、宠辱不惊的性格，官运却因此一路亨通。但一个副市长要在本地气定神闲地钓鱼，实在是一种奢求，于是他决定北上，作家和读者都暗暗服膺他的机智。可敖古都拉虽偏远但百姓也见惯了官员的气派，他们根本不相信手拿鱼竿光着身子站在水里的那个人会是什么干部。李凌望因受不了百姓常受的委屈，铩羽而归。作品为我们展示了扭曲的政治文化，展示了干群之间的隔膜。我们可以把李凌望北上钓鱼看成是他暂时摆脱特权卫护的一次努力，但他没能成功，一切都是徒劳的。官场就是一块池塘，离开它李凌望这条鱼已无法生存。我们看到畸形文化挤压下人性的变异。
《苍山神话》中作家自况、顾影自怜的笔墨极多，不时流露出了些许书生意气，完全可以视为作家在时隔多年后对故园的一次回望，整部作品像一首荡气回肠的抒情长诗。作品借一个家族的兴替来演绎人们在变革年代的诸多不适。主人公荆黎经过一番苦苦的挣扎，没有做政客，没有做企业家，而是选择了当作家。这是王立纯为人物想到的出路，表明了他对于文化的惦念，也多少带有一种自恋的倾向，但这种选择多少有些悲壮。阿拉新是物质的故乡，更是精神化的原乡，作品中洋溢着一种身世感、一种归属感，文字里有一丝淡淡的“无法重返家园”的惆怅。作品是主人公的追思，也是另一个角度上作家的追思，但那种倾诉是克制的，一如苏轼在《答谢举廉书》中所说：“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④不论是排拒还是欣慰，不论是挣扎还是解脱，不论是精神怀乡还是对青春的伤悼，作家都是于现代文明的坐标系中对其重新定位，他知道只有这样一切才会被看个真切，一切才变得了了分明。
2．写意的风度。尽管王立纯的眼神始终在今昔之间来回扯动，但他早年和近年的创作仍是判然有别，我们大致能够清理出一个渐变的脉络。从写英雄写传奇到关注日常琐细，从依托故事到侧重性情，从凝视生活到发掘文化底蕴、生命意识，从单纯写实到写实写意并举，属虎的他凭着“宁做受辱的虎，不做受宠的猫”的干劲，多年来苦心孤诣终成正果。《三原色》中写英雄美人恋爱的热忱、《拉依浪漫曲》中对于“伤痕”的质问，《秋天的诺言》中对事件的依赖，渐自被一种深沉、冷静所替换。王立纯近年的作品越发注意精雕细刻，旁逸的手段运用极为娴熟，大大地丰富了表达内涵。“‘我们家可是交足了大费的呀，一年六千多块，从来就没拖欠过。我男人好歹是个作家，一名二声的，难道就不如一个小科长?求求你们，把电给接上吧!’接线的人都纳头缠线，不哼不哈，分明是在晒她。内人就很伤自尊了，敞着大嗓门对楼上喊：‘老周，你就是写一卡车破东西，有鸡巴毛用?现在人民遭罪了，你不伸头，还躲在楼里唱幺二幺，有什么脸叫人民作家！’”(《2001年的革命》)这一段除了文面的意思之外，还提示了作家这一身份甚至高雅文化在当下的尴尬处境。
《太阳从背后升起》带有浓重的象征意味，几乎是一个现代版的方仲永的故事，我们完全能看到作家掩在文字幕后的冷峻表情。关朝宁是个早慧的孩子，一小点儿时就能背古书，拿过省速算比赛的一等奖，高一没读完就考上了大学，还在报上发过几篇文章。可不久，他先是被学校开除，接着便以“三反分子大破鞋”的罪名被人游斗了。作品似乎可以换个题目叫《成长》，有的人能够正常生长，有的则会错接。关朝宁赶上了一个疯狂的时代，恋爱是道德败坏的同义语，没有人在乎他还是一个懵懂少年，社会对他的惩罚是毁灭性的。原本该给他光明的太阳却从他背后升起。关朝宁的精神求索之路被生生斩断之后，他堕落成了行尸走肉，堕落成了兽性十足的公牛。可怕的时代、粗暴的教育方式把一个原该大有作为的人才彻底毁掉了。“好半天，我嘿然无语。抬头看看太阳，故乡的太阳和当年一样明亮，——大喇叭里又在募捐，筹备今年的教师节了”。小说结尾处的这句呼应实在意味深长。
王立纯是黑龙江文学重要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作品为当代文坛肌注了宝贵的具有黑土风味的审美经验，那些散落在田垄间的各式民谣，那些遍布每个生命背景的或坚韧或脆弱的纹路，还有那为追赶现代文明裹携而来的几声叹息，都借助王立纯精致、奇特的讲述——牵手呈现。他用小说搭建了一个神异的世界，他把下层百姓当作自己的比肩兄弟，一心一意地为他们作歌，为他们作传，他语重心长、叮咛再三，让他们远离各类精神残障，让他们的生命也别样的生动。王立纯的作品都是他居于生命高处睿智的隐喻，对乡情始终如一的伫望，对现实人生的深度忧虑，对商业时代的人格渐变的警觉，连同对汉语文化卫道般的赤诚，必将赢得恒久的阅读和崇高的敬重。
（作者单位：绥化学院中文系）
①《博尔赫斯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11
月，第84页。
②《含泪微笑的歌者——王立纯论》，连秀丽著，黑龙江人
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37页。
③《汪曾祺全集》(第4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
月，第7页。
④《唐宋八大家文钞》，茅坤评注，沈阳出版社，1996年6
月，第104l页。
⑤《含泪微笑的歌者——王立纯论》，第141页。
⑥《文艺理论争鸣辑要》(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11
月，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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