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论“后革命时代”下的小说与历史

作者：王春云

　　其次，新历史主义作家们普遍患有使命感缺失症。在传统观念中，知识分子，就是那些先知先觉者，是社会代言人，民众启蒙者，又是历史和真理的预言家。他们似乎一直是自明和全能的，并以自己的双肩担起了人间道义，成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然而，随着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极度的发达和繁荣，知识分子传统的社会角色功能趋于衰退，一切神圣和崇高的光华也渐渐黯淡。与其说经济大潮将知识分子裹挟到生活的边角，不如说是他们主动迎合与趋附了这一浩荡的潮流，尽管这迎合与趋附中也搀杂了不少的惶惑和无奈。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学家群体也不例外，他们中的许多人自动放弃了社会所赋予的使命和责任，不再以群体发言，社会性群体特征模糊之后，代之而起的是个体感性生命的凸显。文学家和他们笔下的知识分子们将欲望的旗帜高高升起，走向了红尘万丈的俗界。文学家放浪自我，地位从中心滑向边缘，因此在对历史的欲望化书写中，他们同曾经庄严的历史一道从人所共仰的圣坛跌落。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必是愿意并能够担当人间道义，富有良知和使命意识的人。由于对人类、国家、民族充满了博大而深切的爱，作家就会对它们的发展现状和前途命运表现热切的关注，以及焦灼的忧虑与不安。强烈的忧患意识促使这些作家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自觉主动地为人类、国家与民族承担忧患，忍受痛苦，肩负起崇高的社会责任与神圣的历史使命。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们总是以自我的方式在创作中探询时代的重大问题，或给予解决的良方，或启示并提请来者对“疗救”的关注。布阿德福尔在《新小说派概述》中论述法国新小说时指出：“昨日的小说家们毫不怀疑他们的使命的伟大。只要倾听一下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或左拉，便可以衡量出他们的自豪感，他们的雄心和他们艺术的尊严，他们以任何什么对他们而言都不是被禁止的造物主自居，断言自己是上帝的敌人，世界的再造者。……可是，在今天，在先锋派的文学中，又有谁还敢于看出小说中尚有‘文学史的伟大、严肃、热情、生动的形式’这样的话呢？”¹²中国的新潮作家包括新历史主义作家对传统文化中作家的角色观念大加变更甚至悖逆，“怀疑与否定小说为读者提供价值与真理的功能以及作家所负的塑造人类灵魂的责任”。¹³因此，在作家或叙述人悬置评价，中止判断之后，读者看到他们对死亡、暴力，性爱（欲）及祖宗秘史肆无忌惮、无所不可的玩赏与展示。不少的新历史小说甚至征引一些原始史料，但是其主旨不是表现历史意义、历史真实，而是将自我对现实的认知与体验以“历史”的名义尽情倾注。“历史不仅不再成为一种精神延续的可能，同时隐匿了所有的精神性暗示”。¹⁴布斯提出，小说的阅读有“一种基本要求，读者需要知道，在价值领域中，他应站在哪里——即需要知道作者要他站在哪里”。¹⁵然而，面对自动放弃劝谕功能和教育责任的叙述主体，面对他超然世外的冷漠、嘲讽、戏谑及调侃，“读者的认知（故事与人物是否真实）与评价（谁以及哪件事是好的）的双重需要只能是双重落空”，读者也因此陷入价值迷乱甚至虚无的境地。胡良桂提出历史小说要创造“人格神”，人格神即指正面观照中华文化精神和这种文化培养的理想人格，它是一个人的个性品格的最高境界，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的最高境界。¹⁶文学作品中，英雄独担人间道义，为民族、国家甘愿赴汤蹈火乃至慷慨就义的献身精神，普通人重情重义以及勇于抗击人生苦难而求真向善的人格魅力，对读者精神无疑具有巨大的震撼、熏染乃至净化、提升之效用。新历史主义作家似乎玩的就是心跳，就是欲望的游戏，而始终不愿理会读者的这些审美诉求。
　　最后，谈谈新历史主义的关于历史是文本的理论。历史本身无法还原，难以情景再现，一旦时过境迁，那些曾经的人与事就会成为不能拷贝的唯一，永远交给了过去，因此，我们常常看到的不是那个客在的、原发的历史，而是借助各种物质媒介具体化了的历史，如典籍、史册、图画、文学等，是后人对原初历史的模拟与重建。杰姆逊曾言：“从根本上说，历史是非叙述的、非再现的，……不过，除了以文本的形式，历史是无法企及的，或换句话说，只有通过先文本化的形式，我们才能接触历史。”¹⁷文学和史著所标榜的能重现元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讲，其实仅仅是人们的幻梦和对历史一厢情愿的承诺。换言之，绝对客观的历史曾经存在，但人们所能接触的历史，只是关于过去的载录和叙述。而且，人无法将自我现在的背景留在外面，通体透明地进入历史的记载和表现，所以，在人的认识视界和阐释场域中，由于主体的现实关怀和未来理想的参与，历史就已然丧失了其在理论意义仅存的绝对客观性，而具有了相对客观性。它虽然有一定的所谓的史实支撑，但对这一史实的铺排却始终指向有关现实和未来的兴趣。因此，曾经的过去就只能寓身于今人现在的认知和阐释模式中。正是在这一点上，历史和小说具有相似性：两者都是不同于客观事物本体的一种虚拟，而且也都具有叙事特性。海登·怀特提出历史是作为文学虚构的文本的观点，颇受新历史主义者的尊崇。作为叙事的文本，历史和小说的确共享了许多叙事成规，尤其都包括了建构虚拟文本时主体情感、思想和立场的渗透以及想像、虚构的参与。汤因比说：“历史学家如果同时不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并且毫无设防地说：仅仅把事实加以选择、安排和表现，就是属于虚构范围所采用的一种方法。”¹⁸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外优秀史著何以蕴涵极强的文学性。中国的《春秋》、《国语》和《战国策》等，尤其是《左传》和《史记》树立了史学和文学叙事的最高典范。据《古希腊文学史》所载，古希腊历史学家在散文创作初期，先写的是文学作品，随后才写历史。普罗克认为，希腊的传记著作近似于小说，小说本身在早期即与历史学一并发展。有学者推断，希罗多德的史著《希腊波斯战争史》中收录的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纸草文献小说是世界小说的源头。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亡》也是文学名著，英国作家丘吉尔以其史著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如此，史学和文学毕竟分立门户，史学的想像、虚构与文学的想像和虚构也必定存在质的差异。历史文学的创作既不是纯粹的史学操作，也绝不是文学的天马行空。无论人们怎样叙写历史，也不管叙写的历史有着怎样的不同，我们都坚信存在着先于文本的真实和客观的历史。虽然我们不能直接触及它，但可以无限地趋近它。放逐了历史文本的最终所指，历史成为人言言殊的话语场，那么，历史就是纯粹的文学虚构，文、史之分又有何意义？新历史主义作家一味强调历史的文本化和虚构性，实际上就将历史和文学混为一谈，其结果是既败坏了历史，又解构了文学。“在认识到‘历史’是‘文本’之后，我们其实仍不该忘记：这‘历史文本’并不是一个关于‘虚无’(nothing)的文本，并不是一个可以任意阐释的文本，而是一个对于曾经实实在在地发生过的‘事件’的记录、叙述和阐释。所以，无论‘历史’这个词儿的意义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无论‘历史’这个词儿的意义变得多么的不准确，我们都不能忘记，我们依然还在用‘历史’来指代我们心目中所想的那真正发生于过去的事情”。¹⁹盛宁先生的观点可谓深刻有力，启人深思。
　　
　　（作者单位：江苏南通大学文学院）
　　① 程光炜《“后革命时代”的中国现当代文学》［J］《南方文坛》，2002，（4）。
　　② 包忠文《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史》［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640-641页。
　　③ 张稔穰《中国古代小说艺术教程》［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1，196页。
　　④ 张冬梅、胡玉伟《历史叙述的重组与拓展——对新历史小说与“十七年”历史小说的一种比较诠释》［J］当代文坛， 2003， （2）
　　⑤ 〖JP3〗李洁非《旧作重评：〈红高粱〉》［J］ 《当代作家评论》， 1995， （6）。
　　⑥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A］《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63页。
　　⑦ 余华《虚伪的作品》［A］《余华作品集：第2集》［C］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278页。
　　⑧ 南帆《文学的维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244页。
　　⑨ 〖CM(24*4/5〗肖鹰《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全球化与自我认同》［J］《文学〖CM)〗评论》， 2000， （2）。 
　　⑩ 刘俐俐《隐秘的历史河流——当前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历史观问题考察》［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32页。
　　11 路文彬《历史话语的消亡——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后现代主义情怀》［J］.《文艺评论》，2002，（1）。
　　12 布阿德福尔《新小说派概述》［A］《新小说派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495页。
　　13 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 231、200页。
　　14 蔡翔《历史话语的复活》［J］《文艺评论》，1994，（4）。
　　15 布斯《小说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16 胡良桂《史诗类型与当代形态》［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 386页。
　　17 Fredric 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82页。
　　18 汤因比《历史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55页。
　　19盛宁《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真实》［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1）。
　　

[1] 2

本文为全文原貌　请先安装PDF浏览器　 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