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书文兼备一牧公
作者：周俊杰
纯文艺理论家并非能成为艺术实践的高手，而艺术创作上能有大成者，除作者本身的艺术感悟力外，对艺术理论的关注及具备深刻的思想力，则是成就一位优秀的艺术家的重要条件。立民早年对书法理论关注的切入点是对其恩师游寿的研究。他曾撰写过《游寿传略稿》，近来又继续撰写长达30万字的《游寿评传》。对一代大家的个案研究，尤其对游寿先生的一生进行评价，作者本身要具备考据能力、文艺理论基础，了解书法发展的脉络，要有中国大文化的观念以及熟知其各个生活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大背景，因为游寿先生既是书法家又是古文字、历史学专家，并有着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撰写游寿评传，那将是对作者研究能力及综合素质的一次考验。看来立民对这一可称之为重头戏的研究项目是成竹在胸并得心应手的。在研究游先生的同时，他还写了《书秉金石李瑞清》一文，这是他对“金石书派”进行探源式的研究。此外他还为李瑞清编了年谱，而编年谱所需要的学术功力时间绝不亚于写一部研究性著作。这些研究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陈雅飞先生在《李瑞清书法研究的回顾与检讨》一文中说：王立民的研究“体现了90年代以来对李瑞清研究最重要的成果”。而更令人感佩的是，他对大兴安岭嘎仙洞东壁刻字的发现和研究。我曾收到过他编著的嘎仙洞早期魏碑的拓本和他亲手勾摹的大开本出版物，在此书的序中读到了他在原有石刻对面壁上发现新的文字的过程。早在1980年，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的米文平先生在游寿的启发下，在大兴安岭北部山岭中的嘎仙洞内西侧石壁上，发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的刻石文字，证明了嘎仙洞即为北魏拓拔鲜卑皇族认定的祖先旧居石室。而2002年9月，王立民等又在嘎仙洞的东侧背北石壁上发现了新的刻石文字，他为此撰写了《关于嘎仙洞东侧背北石壁新发现文字的初步分析》一文，论述了发现过程，并结合史书进行了考证，论述了它的意义。此文在考古界影响很大，《新华文摘》曾将之收入“报刊文章篇目辑览”。此外，在古文字研究上，他提出了“集形短句”的概念，他认为，这是“汉字形成和发展中由萌芽期到成熟期之间的重要形态”。这是对古文字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在《诗经》研究中，他提出了“彤管”为玉（石）管的观念，并写出《诗经“彤管”为玉（石）管说及其他》一文，权威人士认为此说填补了诗经研究中的一项空白。作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在考证的基础上，还要能提出新的论点，这是考验做活学问和死学问的试金石和分水岭。所以，作为具有思想深度的历史学家和作为具有创造力的书法家的王立民同样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骄傲。他的艺术思想和研究成果颇丰，主要文章大都收入到他的文集《文心雕虫》一书中。此外书中还收了多篇评论、散文、随笔，其论述之精到、文笔之优美，可充分让人领略到立民的理论功底和对文字的驾驭能力。
在立民所寄的书中，《王立民画集》和《王立民篆刻集》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他的画以花鸟为主，大写意，色彩强烈，造型奇崛，加之富有情趣的题款，可谓之独具一格的新文人画。而宗法秦汉又能脱出窠臼的篆刻，则显示出作者在小小的方寸之间自由运用章法、刀法的能力。从四千多方印中选出数十方入集，可谓刀刀有味、件件皆精。纵观立民的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完全可以说，这是一位具有多方面艺术才华和文化底蕴的优秀书法家、艺术理论家和完全可以担起“金石书派”第四代传人重任的优秀人才。社会的大环境、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传承有序的流派所积累的精神与艺术财富以及他自身不懈的努力将其推至这么一个位置上，是当之无愧的。
就古今书法家的平均年龄来讲，立民还算年轻，无论作“金石书派”的代表或将其置于更广阔的书法时空中，留给他发展的空间还很大。今后他将取得什么成就，我们不好预测，相信他会紧紧抓住千载难逢的当代“书法复兴”的这一段历史机遇，不断的向更高的境界迈进。立民最近要将其书作结果出版，希望我写几句话，以上只是谈了我们的交往和我对他创作和理论的一点浅见。谨此为序。
（作者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立民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
[1]
本文为全文原貌 请先安装PDF浏览器
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