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呼唤超越精神的出场
作者：汪树东
而胜利模式则基于一种革命的超人哲学，它是对历史一种典型的后设叙事。在这种模式中，历史被一种必然性主宰着，超人英雄则掌握着这种必然性，而一切敌人都被排除在历史必然性之外。真善美与现实力量已经完全融合，假丑恶已经不再拥有现实力量，因此这个世界已经是一个天道流行的喜剧世界。也正因为这种历史必然性的在场，这场战争的酷烈性被那些超人式的英雄们扒火车、埋地雷、挖地道、炸碉堡、反扫荡等的传奇性、浪漫性、喜剧性所遮掩、修改。
在对历史与战争的这种种文学叙事中，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极度焦虑的现代性创伤体验。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就处于极度的现代性焦虑体验中，一方面是对悠久的中华文明的眷恋与回顾，另一方面是对现代世界中的落伍极度焦虑，这就直接造成了我们民族长久以来试图排除万难重新走到世界最前沿、占据世界中心地位的急切心理。正因如此关注未来的宏大目标，我们才会对历史中种种苦难有一种毅然承担，而另一面就是对当下苦难的忽视，其潜在话语就是，只要我们民族能重新站起来，付出什么样代价都值得。二、注重集体的民族意识。在西方文明入侵之前，我们并没有多强的民族意识，但随着在西方文明面前屡战屡败的屈辱体验，我们民族意识渐渐觉醒，最终我们终于可以在一种宏大的民族目标和人类目标(尤以共产主义为极致)的引导下相对凝聚起来，民族意识便慢慢地成为我们思考各种问题的一种潜意识。对战争的反思与叙事往往就是以民族与国家的命运压抑甚至取代个人命运。三、狭隘的道德激情。如前所述，我们民族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最容易对世界进行道德把握，而且往往是黑白分明的道德判断，它必然妨碍着对人性的丰富性之探索。
极度焦虑的现代性创伤体验、注重集体的民族意识以及狭隘的道德激情使我们对抗战的反思与文学叙事不可能获得一种超越性眼光。在这些因素背后，我们看到的主要是一种集体意识，是一个在极度现代性焦虑中寻求着出路与体验着胜利的民族幻象，我们无法看到个人心魂的飘忽跃动，命运的波诡云谲，精神的颠沛流离。在对民族命运的宏大书写中，我们看到的是对个人苦难的轻蔑，对更为宏大的人类终极性的价值秩序不关痛痒的漠然置之。在对进化论式线性时间观的确信中，我们更会以未来的可能胜利来掩盖目前的苦难。谢有顺曾说：“事实本身已经足够让我们震惊了，但是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把这个让我们震惊的事实，在话语上再让我们震惊一回；也就是说，在现实中它是足够让人震惊的，但借着作者话语的转述，震惊感消失了，多么可惜。”⑧在对抗战的这三种文学叙事模式中，我们甚至常常无法获得像看新闻报道那样的震惊感，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问题就是根源。
在抗战文学的这三种叙事模式中，最为关键的匮乏乃是找不到一个能真正反思与记取这场战争的精神支点。灾难模式的伦理视角只会让文学重新陷入传统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狭隘境地，净化模式的民族基点与胜利模式的历史理性基点都会对这场战争的深层面造成可怕的遮蔽。这种狭隘与遮蔽最鲜明地表现于对日本侵略者的描绘中。在这三种叙事模式中，日本人不被视为恶魔，就被看作白痴。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中日本兵全都形容猥琐如瘪三，动作僵硬如木偶。这种倾向从道德上看似乎可取，可是从文学艺术上看则必然是失败。而希腊人的《荷马史诗》对特洛亚人的描绘，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对法国人的描绘全不如此狭隘。而要真正深入叙述这场战争，对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性情体验的细致描绘就必不可少。
对叙事模式的延续与突破
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思想解放浪潮，作家们渐渐试图摆脱抗战文学的这三种叙事模式，然而在既有历史与深层的文化文学传统的潜在影响下，摆脱绝非轻而易举。许多作家作品依然在以各种或显或隐的方式延续着模式化写作。王久辛的长诗《狂雪——为被日寇屠杀的30多万南京军民招魂》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诗歌奖，该诗就依然承接着关于抗战的灾难叙事模式，对日本人的妖魔化、对中国军民的纯洁与善良的赞美以及那种道德激情极为触目。而叶兆言的《追月楼》，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张廷竹的系列抗战小说，如《中国无被俘空军》、《泪洒江天》、《么叔的葬礼》、《书生意气》，东北作家辛实写东北抗联杨靖宇将军的长篇小说《雪》等，也都是对民族在抗战中锻冶出的崇高品德的细述，其中净化模式的潜在影响也昭昭然。即使是陈忠实的《白鹿原》对朱先生的无疾而终的抗战叙事也是净化模式的潜在发挥。更多的抗战文学作品还是对三种模式的综合，如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柳溪的《战争启示录》、王火的《战争和人》等。 不过对既有模式的突破还是从各个方面进行着。其一，是对人道主义思想的注重。上述许多作品都表现了对人道主义的服膺，人道主义思想自然可以超越民族意识与政党意识的狭隘性，为抗战文学展现更为广阔的人性场景。但是人道主义能否作为像抗日战争这场残酷战争的叙述支点大可怀疑。人道主义对现实人性、属人世界的首肯，从根本上无法阐释这场残酷战争，在某种程度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人道主义这价值基设的大破产，它希求着人对人性、人道的超越式拷问。例如《第二十二条军规》等西方小说就突破了对人道主义的信仰。
其二，对日本侵略者的人性有进一步刻画。例如王星泉的《白马》和高光的《挣扎》这两部小说对日本人的内心世界有一定的探索，就把日本人作为人来描写这点而言是弥足珍贵的。岳恒寿的中篇小说《跪乳》也生动地描写了日本兵人性恢复的过程。当那几个想进村劫掠的日本兵看到母亲跪着共乳孩羔时，他们心中导致的欲念被那种崇高的母性所震撼并净化，终于恢复了正常人性，黯然撤离小村。这种不再把日本侵略者作简单的概念化描写的文学努力对抗战文学的丰富至关重要。
其三，对线性进化论式历史观的拆解。在既往的三种抗战文学叙事模式中，线性进化论式历史观是其基座，尤以胜利模式为最。这对人的当下苦难的遮蔽至为明显。而莫言、刘震云、周梅森等作家的抗战叙事就致力于瓦解这种历史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中就通过对民间酒神精神浓墨重彩的描绘来爆破这种历史观。刘震云在《故乡天下黄花》对抗战的叙事也相当独特。马村在日本人来之前就被各种党派势力、土匪势力所笼罩，日本人的加入只不过是另一种欲望与力量的加入，它只不过使得马村陷入更为纷乱的争斗之中。日本军官若松的残杀村民也与人性的各种因素相关，与历史深处的各种偶然性相关。历史呈现出内里虚无与混沌的特质。周梅森的《国殇》、《军歌》等抗战小说则把战争中人性与历史相纠缠的状况以一种新历史的笔触呈现了出来。其四，对个人命运的重视。在对民族意识与线性进化论式的历史观的超越中，作家们对这场战争中个人命运的关注渐渐显豁起来。像余华的小说《一个地主的死》那个地主的抗日行为既与政党意识形态也与民族意识无关，完全出自命运偶然安排，但其中显示出的战争的荒诞与残暴反而具有一种真正的艺术震惊效果。其五，确立超越精神的努力。真正把这场战争中人的生存困境展示得惊心动魄，并试图从血与火中发掘超越性精神价值的，还是尤凤伟的小说《生命通道》与《生存》等。小说《生存》对战争中人性的变异作了深入探索。不过，根据这篇小说改编、由姜文导演并主演的电影《鬼子来了》更为精彩。中国民间的和善、忍耐、宽厚的德性化解了军国主义者花屋的戾气，使他恢复了正常人性，而酒冢队长等人的军国主义狂热又使他这点刚刚萌生的温良人性消失殆尽，重新变得兽性十足。可怕的是，和善的中国村民马大三最终也被仇恨所同化，当他最后举起斧子劈向日本战俘时，战争终于通过他开始了恶的复制。而更为可怕的是，当获得胜利的国军将领问马大三以死罪，并让日本战俘来执行死刑时，人又以一种善意成全了恶的精神。因此，马大三临死时仰天长啸乃是对人性深处最极端的悖谬无奈而又荒诞的承担。
经过这些作家的不同努力，我们看到抗战文学终于能突破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三种模式了，极度焦虑的现代性创伤体验、注重集体的民族意识以及狭隘的道德激情慢慢淡去，而对战争更为全面的揭示慢慢展开，对战争中人性深渊处境慢慢地有所涉及，而且最为可贵的是一种超越性的人类视野、一种对超越性精神价值的追寻意向在少数作家身上慢慢地明朗起来。虽说具有更为深邃的思想、更为博大的境界、更为宏伟的爱愿的抗战文学作品尚未出现，但是循此方向，也许抗战文学有可能铸造出辉煌。
其实，说到底，对这场战争，我们真正需要追问的，乃是它对成千上万个人的命运到底有何影响，是该如何重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是数不胜数的个人苦难如何直接质问着人类既存的价值秩序，是人类终极性的价值秩序能否确立。抗战文学应该确立起一种超越意识，一种宏阔的人类视野，不要太被民族意识、胜利失败等浅层次东西遮蔽了。其实，这场战争在深层上无所谓胜败，它更是人性的终极矛盾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大爆发。我们更应该超越两军对垒的战争思维对人的异化，去追寻一种至高的精神境界，写出我们民族也就是写出人类的大悲哀大欢喜，去写出战争对人性的真正拷问。由此，我们才可能真切地记取这场战争，并把我们的苦难从种种虚妄的阐释中剥离出来，转化为可贵的精神资源，让苦难向文字转换后获得它该有的重量。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①尤凤伟《战争·苦难·人性》，《尤凤伟文集》第3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39页。
②郁达夫《战时的小说》，《自由中国》1938年第1卷第3号。
③艾青《艾青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9页。
④戴望舒《戴望舒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27页。
⑤穆旦《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4页。
⑥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609页。
⑦孙犁《孙犁文集·自序》，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⑧丁坚、谢有顺《丁坚谢有顺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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