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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书写中的人性真实
作者：赵建常
二
对于已知的历史，大多数人只会做出习惯性的解读。对于战争的认识，我们大多来自20世纪50､60年代的近百部革命历史题材的老电影与小说以及经过加工的战争回忆录。而这些战争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被最大限度的夸张与神化，于是看待它的时候，我们便不由自主地给自己戴上一副玫瑰色的眼镜。眼镜中的战争就是打伏击､端炮楼､扒铁路､割电线，这一系列的具体行动就是战争胜利者的全部。但是，事实证明这并不是战争的全部，它只是战争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历史的真实被人为地掩盖了。“掩盖一部分历史就意味着对整个历史的歪曲，掩盖一部分真实就是对全面真实的歪曲”，⑧所以只有改变以往人们透过玫瑰色眼镜看待战争的习惯，才会有全面的战争真实。摘下玫瑰色眼镜后看到的战争真实会是什么样呢?除了胜利后的喜悦，还有许许多多的悲剧，因为战争“胜利是用可怕的代价换来的，敌人是我们用自己的鲜血淹死的”。⑨
一批批活蹦乱跳的年轻生灵为了国家走向战场，在一次次战役中悄无声息地离开这个世界，与那些领袖､将军和英雄身上所环绕的各种各样的光环相比，这些普通士兵显得微不足道。然而，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士兵，才构成战争的主体，成为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所以重视每个人的生命，才是对战争历史的客观尊重。但是战争中却仍然存在着漠视个人的现象，在新时期战争小说中对此有较为真实的描写。《高山下的花环》中“牢骚大王”靳开来虽然技术出众却因经常发牢骚来表达自己对不正之风的不满，所以得不到上级领导的首肯;在战友干渴难忍的时候，他不顾禁令挺身去砍甘蔗，不幸献出生命。然而靳开来的行为被视为“违反纪律”，最后连三等功都没有评上。部队中教条主义的残存，使人的个性遭到泯灭，人的价值遭到践踏。朱雨春的《亚细亚瀑布》中有个长官意志严重､无视正确意见的师长古占江。正是由于他的固执己见，使得一位优秀的下级军官没有死在与敌人的厮杀之中，而死在他那无聊的调查途中。这样的结局不得不令人深思。
阿斯塔菲耶夫的《被诅咒与被杀害的》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在这部以“自己的话讲士兵的长篇小说”，它写出“了解战争情况最多､最深入､最具体的士兵眼中的战争的真实”，⑩包括对人的价值的不尊重与漠视。大清洗时期，许多优秀将领被杀害，老百姓人人自危，无休止的争斗助长了人与人的冷漠无情和僵化的教条主义。人的尊严被无情地剥夺，人性被可怕地扭曲。于是在战争中就难免发生许多悲剧性的事件。在如同鬼坑的新兵训练场里，严酷得毫无人性的军规竟然把两个擅自回家探亲之后主动回来，并给大伙带来食物的孪生兄弟处死了，而对此却无人阻拦;在激烈的滩头阵地上，师政治部主任竟然在突击营与敌人激战的时候霸占着通往前线的唯一一条电话线，大念《真理报》社论，并声称这是前线胜利的保证。阿斯塔菲耶夫用自己的文字使人明白英勇的士兵并不是全都倒在敌人的炮火之中，也有的倒在自己人的枪弹之下。
战争不仅仅是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欢呼雀跃的胜利画面，它更多的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失误造成的悲剧性的场面，而“战争中重大失误的根源都是不尊重人､不珍视人的价值”{11}。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家们已经不再从胜利的角度，而是用艰难而痛苦的语调展示着战争的肮脏和可憎，从人性的角度颠覆着斯大林那句“胜利者是不受惩罚的”名言，改变了以往人们透过玫瑰色眼镜看待战争的习惯。
三
战争不仅是个人､民族的劫难，也是全人类的灾难。它无情地将大量生命化为灰烬，大量财富化为硝烟，它用鲜血和死亡教会人们学会了仇恨。仇恨什么，是作家在小说中思考的问题。17年中的战争小说往往从民族或阶级利益出发，歌颂的永远是“自己的”有雄韬伟略的英雄，仇恨的永远是无比猥琐的没有头脑的敌人。我们知道，历史真实是检验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对人物这样脸谱化､格式化的描写，使得历史的真实性被人为地消解。新时期以来，大多数作家都摈弃了狭隘的战争观和民族观，从国际主义的宏阔视野出发，立足于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写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真实的敌人形象。
例如在《八月桂花遍地开》中对于日本人的描述，作家就没有按照那种仅仅是残暴而没有头脑的人物形象来处理。{12}松冈大佐是一个极有心计的日本将领，精通中国文化，懂得如何在中国处理好矛盾与完成自己的使命，把在陆安州的统治处理的井井有条。岩下是日本下层士兵的代表，他没有安全感，时时处于一种高度的恐惧与紧张感之中;他怀念家乡，渴望与亲人团聚;他不忍心对中国人进行残害，当看到同伴要对一个女孩进行强暴时，复苏的人性促使他将其杀死。如果说那个足智多谋而又狡诈多端的松冈身上还具有让人仇恨的性格，那么对下层士兵岩下我们则完全不会再有仇恨，有的只是对他的怜悯，进而产生对战争本身的仇恨。同时，丑陋罪恶的人性也是作家要仇恨的对象，不管这种人性之恶依附于“自己人”身上还是敌人身上。乔良的《灵旗》就充分描写了生存困境之下人性恶的暴露。湘江之战红军惨败，白军杀戒大开。一些愚昧的群众也趁火打劫，滥杀红军。不仅如此，为了活命红军自己也互相残杀。在这场杀戮之中，人的兽性膨胀到了极致。这样丑陋的人性劣根理所当然为人所耻所恨。
其实这种仇恨观在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中也有全面的体现。在《被诅咒与被杀害的》中，作家将自己的战争观与世界的和人类的立场结合在一起，他没有简单地去诬蔑和仇恨德意志民族和人民，而是去仇恨那场人类的苦难和导致人类互相残杀的根源;他也没有一味地去歌颂俄罗斯人民的爱国精神，而是去肯定人类战胜困难的力量，肯定人性中那些美与善的东西。所以在小说中，叫人仇恨的不仅有德国法西斯，也有斯大林极权体制;使人赞美的不仅有苏联将士的英勇无畏，还有德国军队备战的有条有理。
一部优秀的战争作品一般不应该对交战双方做出善与恶､好与坏的简单判断，它赞扬的不应该是战争本身，不应该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仇恨与杀戮;它应该叫人认识到战争是如何引起人类的灾难和痛苦，导致民族之间无谓的仇恨。
四
丹纳说过，艺术家“之所以成为艺术家，是因为他惯于辨别事物的基本性格和特色;别人只见到部分，他却见到全体，还抓住了它的精神”。{13}所以一个优秀的战争文学的创作者不单要描写战争的过程，更要通过这一过程写出战争对人的命运､生存状态､精神走向等深刻的影响，让人们从中听到人性的真实阐述。虽说当前我们的战争文学作家距此还有或多或少的差距，但是他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并努力探索着战争与人性的关系。许多人以自己的小说书写着人在战争中的困顿和无奈､人性在战争中的失落和扭曲，发掘并阐释出人类维护自身价值和尊严的勇气和顽强意志。而这一切，无疑会让早已习惯于平庸生活和混沌人性的我们产生巨大的惊愕和震撼，激发起我们消灭战争､走向永久和平的强烈愿望。
尽管我们知道，人类距离战争､仇恨的彻底消失还需要一段漫长的努力，但是对战争的关注其实就是对人的关注，反过来对人自身的认识也必然会加深对战争的理解。这或许就是战争文学一直不衰的一个原因吧。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
①莫言《战争文学随想》，载《解放军文艺》，2002年第1期，第92页。
②张全之《火与歌—中国现代文学､文人与战争》，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页。
③④陈思广《战争本体的艺术转化》，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41､43页。
⑤刘复生《历史的浮桥》，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⑥⑨⑩{11}余一中《阿斯塔菲耶夫访谈录》，载《当代外国文学》，1993年第3期，第144､145､145､146页。
⑦马正健《人格的阳光照亮了历史的天空》，载《解放军文艺》，2003年第12期，第82页。
⑧吴元迈《序》，载薛君智《回归:苏联开禁作家五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12}朱向前等《金戈铁马唱大风》，载《解放军文艺》，2005年第11期，第112页。
{13}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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