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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文学时代：“大众化”文学的学术境遇

作者：孙桂荣

　　 其次,对“大众化”文本内部复杂构成进行切实探讨的不为人重视｡在谈到畅销书的几个契机时,对出版发行颇有研究的王鸿芦认为,除了读者的心理要求外,还有“形势的要求”､“影视文化的影响”､“书的实用价值”等｡{12}可见居于一定时期内各大书店销售排行榜前列的“畅销书”现象是有一定规律可寻的,与营销宣传等外部运作策略相比,一个文本的特定内部构成对其“大众化”效果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而且这并非一般所认为的事关凶杀､色情､暴力才能畅销,后者或许只能算做盗版地摊上的“畅销书”｡但是,与对“大众化”文学捧杀与棒杀的两极惯性反应在批评界大行其势相比,细致的“大众化”文本内部构成探究却较为少见｡其实每一个时代大众流行文本在社会上畅销原因的多样复杂性,一点不亚于纯文学何以被经典化的过程｡如1990年左右王朔是以自命为“俗”的亚文化甚至反文化方式,来牵动大众那根妄图冲出主流/精英文化自上而下的话语钳制的神经的,他的调侃､嘲讽与自我粗鄙化在经济转型的震荡期迎合了大众自下而上的非秩序化梦想｡余秋雨则更多属于社会重新秩序化之后,他对历史/文化吟咏的沧桑感与沉重感就其本质来说,既精英高雅,又非常主流,但他却适逢一个大众在个人无能为力的社会秩序面前转而寻求提高自身素质的文化代偿期,于是在意识形态上互应大众“向‘雅’”的文化渴求,在话语方式上又以浅显､通俗､煽情等手段将凝重苍凉的内容进行一种“向‘俗’”的时尚表达,就成了他弥合精英和大众审美鸿沟的一种内在策略｡可以说,在雅与俗､厚重与轻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这样两套话语的能指符号之间滑动跳跃才成就了余秋雨的流行｡如果说余秋雨的“大众化”得益于他同一文本内部的话语横向游移,我认为池莉可以算一个不同文本间话语纵向游移的案例｡她十多年来在大众中的畅销并非缘自哪一篇小说文学性及其功能的持久魅力,而是她能够依照时势和大众需求的改变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文本内容与形式使然,比如在当年和池莉一起出道的新写实作家有些也已陷入沉寂的情况下,她却能在中国市场经济初见成效时由书写小人物的悲欢很快转向更具市场号召力的《来来往往》这样的新市民传奇｡这是一种在历时性上以不断调整内在行文策略以与一定时期内大众心理诉求的对接契合见长的“大众化”模式｡而她对“当下”与“此在”的关注､对作为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乐感文化与实用理性的不期然激活,对常人常情常事常理的充分理解,也有效加强了她在大众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当然90年代以来值得关注的此类“大众化”文本还有很多,囿于篇幅,恕不赘述｡它们在文本构成上的不同是明显的,但在立足于对一个时代大众审美需求的准确把握上来重新打造文学这门古老的文字艺术上则是相同的,这在他们可能是出于一种本然的话语惯性,当然也可能是瞄准大众市场之后小心翼翼的刻意为之,不管怎样他们都为文学品格与大众审美需求的最佳契合点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个案｡将他们一概视为明星化､符号化､商业化的筹码,以“媚俗”两字一言以蔽之,无论如何是无益于学术空间的真正开拓的｡
　　 第三,依照“大众化”文学的具体存在样式进行新的美学总结的乏力与薄弱｡詹姆逊说过:“每一种‘形式’,每一种文类——叙事模式,就其存在使个体文本发生作用而言,都负荷着自己的意识形态内容｡”{13}本文所探讨的这种在大众市场的非文学力量与文学本身的惯性话语之间相互冲撞､断裂或胶合中所衍生出来的“大众化”文学,恐怕亦承载了某些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新意识形态内容｡或者它正是钱中文先生所说的文学样式的“消失､转换与更迭”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不过“大众化”文学批评的最大困惑也便是对其所负荷的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内容”,如何进行发现挖掘与予以确认的问题｡一方面,积淀已久的传统文学批评范式已深入人心,在这种范式的烛照下“大众化”文学只能算作“非文学”而被打入消费主义的另册;另一方面,这类文本在大众市场中闪转腾挪的变数太大,也不利于严格意义上的美学总结｡但是,在一个文学不断溢出自身的话语边界向其他艺术门类甚至大众日常生活本身渗透的泛文学时代,最明显体现这种文学“大众化”趋势的“大众化”文学,却由于理论探索的匮乏而不断在专业批评中处于被遮蔽或误读的境地,恐怕无益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建设｡我认为“大众化”文本对时代精神的敏感､对大众审美与文学品格最佳结合点的寻找､对多种话语的冲撞与弥合的把握､对大众阅读快感的充分考虑等还是有一定研究价值的｡换句话说,研究“大众化”文学时不能像研究经典文本那样将话语重心更多放置于这个文本自身的构成及其意义上,而是要在这之外着重解决这样一些问题: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才能确定一个“大众可接受文本”?作者及营销商是通过何种方式､运用哪些途径和手段促成这样一个文本建构的?它为什么要在一个时代如此发生､究竟是在哪个层次上发生的?或许由大众文化而来的文化研究的能为“大众化”文学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资源｡如可以将文化研究中的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两种范式运用到文学“大众化”研究中去,前者可以揭示市场化年代下文学在生成或传播方面隐含的意识形态构成机制对大众的欺骗与麻痹,后者则可以从大众接受层面入手剖析读者面对某一样式的文学文本时是否以及如何进行了意义再生产｡巴赫金关于“杂语叙述”的复调理论,对于“大众化”文学在多种话语间流动跳跃的价值不确定现象的研究恐怕也会有一定裨益｡甚至可以走得更远,撇开现有的专家学者的“精英化”理论,完全以普通大众碎片化的､第一印象式的､看似肤浅片面的阅读体验为研究对象进行重新的理论界定,像西方有学者为了切实考察某大众文本在大众中的反映,专门登广告征集读者来信,并由此提出了“平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即它“首先是一种反意识形态:它为主体提供的立场使所有企图对人们的审美趣味做出评判的努力成为先验的因而必须抛弃的东西”,它的话语是“反理论”的,它是一种权威声音下的“反衍生性”力量,它“承认快感并承认快感是个人的事情”｡{14}谈论某文学文本是否“大众化”恐怕大众是最有发言权的,但是在我们的文学批评中,往往只是以销售量､收视率此类干巴巴的数字来代表“大众”意志,而“大众”读后的复杂心理却不在我们的研究视线之内｡我们喜欢引用名家或至少是公开发表出版的言论作为立论/驳论的依据,而普通大众的声音我们非但是不重视,简直可以说根本听不到｡西方学者的做法或许会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最起码所使用的美学原则不至于因为全是来自学院派而单一得可怕｡在资讯已相当发达的今天,如果我们在寻求专业学理依据的同时,能适当结合从各种途径得来的大众反应的第一手资料,我想关于“大众化”美学原则的研究视阈､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可能会开阔许多｡
　　 但是,就目前而言,理论倡导的尴尬､文本阐释的失语或失范､“大众化”美学原则确立的艰难等一系列问题,使得在泛文学时代的大众接受中最活跃的“大众化”文学反而成了专业文学批评中最薄弱的环节｡有人说批评也是一种资源,而且是与作家的名利分配有着或隐或显关系的巨大文化资源,对“大众化”作家的拒绝或低调批评本身就是对他们在市场上占尽先机的一种匡正和反拨｡我不否认批评家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良苦用心,但我同样怀疑这种道义理由之下是否掩饰着他们学理上的窘迫｡毕竟,“大众化”文学需要的是一种“大众化”的阅读与批评方式,而这种“大众化”的阅读与批评方式却绝非为“大众化”文学锦上添花而来,而是对“大众化”文学的内在理路､美学范式､话语趋向等给一个令人信服的严谨学术回答,为学院视点笼罩下的批评界添加一点民粹主义的声音｡构建此类“大众化”批评原则不仅是对泛文学时代文学“大众化”事实的学理呼应,更是冲出学术复制的藩篱､开拓全新话语空间的一个有力手段｡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钱中文《文学的乡愁》,《社会科学报》,2006,1,12｡
　　②马以鑫《雅文学的大众化趋势》,《文汇报》,2000,10,14｡
　　③戴锦华曾说:在社会主义文化语境下,“‘大众’始终联系着另外一些关键词:作为历史主体与‘创造历史动力’的人民,和另一组相对中性的名词:‘群众’､‘民众’｡即‘大众’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始终在反封建与社会民主的层面上具有某种道义的正义性｡” 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页｡
　　④李建军《一锅热气腾腾的烂粥》,《南方文坛》,2003年第3期;刘川鄂《“池莉热”反思》,《文艺争鸣》,2002年第3期｡ ⑤“快感总意味着一无所思,意味着忘却痛苦,即便身在痛苦之中｡它是逃脱,但并非人所说的,它是逃脱苦难的现实,而是逃脱最后留存的一点反抗思想｡娱乐许诺给人的自由,就是逃脱思想和否定｡” 阿多诺和霍克海姆:《启蒙的辩证法》,伦敦,1997年,144页｡
　　⑥刘川鄂《小市民,名作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11,205页｡
　　⑦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调查》,北京编译出版社,2001年,51页｡
　　⑧严家炎《金庸热: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中华读书报》1998年11月11日｡
　　⑨徐岱《批评的理念与姿态》,《文艺争鸣》,2002年第2期｡
　　⑩宋伟杰《从大众娱乐到乌托邦崇拜》,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11}池莉曾在一则随笔中说:“……不请任何名人看稿和写序｡不要求任何理论家看稿和写评论｡不参加任何要求自己送评的文学奖｡不要在任何文学评奖活动中有任何活动｡不主动召开作品讨论会｡不在电视台作为嘉宾出镜｡不参与自己作品的任何影视改编……”｡(《给你一轮红太阳》,《池莉文集》第5卷)
　　{12}《中国出版》,1996年第6期,转引自《现代性与当代文学转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284页｡
　　{1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5页｡
　　{14}莱恩•昂《<达拉斯>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载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391-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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