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文学边缘化之我见
作者：曹志明
“有些作家继续立足民族土壤接纳四方来潮,但有一些作家､艺术家丧失批判能力或根本不考虑批判,模仿后现代主义哲学和文学艺术中的非理性主义,颓废主义和个性中心主义等,这几乎成为时髦｡脱离人民历史要求的贵族化和迎合消费者原始欲求的庸俗化,描写苦难但是走不出苦难的病态文学和掏空食色性严肃文化内涵的现文学,不时纠缠着文坛｡这是社会艰难变革和现代化浮躁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现当代文学思潮散论》第三辑,张器友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第6页)
我们不反对文学的多元化,也不反对西方文化及个人主义,但是,文学在社会不同的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应是一样的或一成不变的｡不同的社会进程应有不同的文学｡如我国现阶段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仍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也应有符合我国国情的文学表达｡我们的作家应根植于我国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对欧美文化应有吸纳也应有抵制,这才是一个唯物辩证论者的基本观点｡现在我国有些知识分子对“小写的我”及“自我”的不断强调､追求,使人的本相､强烈的私欲暴露无遗､丑态尽显｡这种对“大写的我”的自我否定,一方面固然空前地解放了人性,但是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深重的道德危机及不良的社会风气｡在此形势下,我们文学工作者决不能置身于自我的小圈子里,或对周围的一切置若罔闻,应拿起我们手中的笔赞美善,弘扬诚信等传统美德,给我国的改革开放添砖砌瓦,尽我们的责任｡如果一味片面地强调文学的艺术性､强调“私人化写作”,否定文学的社会性,只能加深文学的边缘化｡
我国作家赵树理的创作基本坚持了写“问题小说”的主张｡他说:“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会妨碍我的工作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火花》1959年第6期)
他又说:“我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都是劝人的……说老实话,要不是为了劝人,我们的小说就可以不写｡”(《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文汇报》1963年6月2日)
赵树理的一些作品,揭示了封建礼教对农村的束缚,批评了当时的一些官僚主义倾向｡同时也歌颂了人民政权建设及农民群众的务实精神｡
实际上,一些名著,无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大都是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一些弊端,深刻地反映了不同的社会阶段的某种进程及变迁｡同时也体现出各国的不同的文化特征｡西方的自我解放､个性自由等是在反抗封建制度对个性摧残,对自我的抑制的语境中被提出来的,这时的个人追求有着极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它对封建专制的灭亡起到了摧枯拉朽的作用｡但是曾以自由､自我为中心的西方文学思潮､文艺思想现在都呈现出颓废､消极及自我封闭的一些倾向｡令人担忧的是,我国一些文学工作者对这些消极､颓废的文艺思想､文学思潮却情有独钟､倍加迷恋,忘记了应弘扬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忘记了他们应担负起的社会责任｡
日本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对日本战败后全盘否定日本的传统理念表示悲哀,他在《追悼日本作家岛木健作》一文中写道:“我们似乎也已经死去了,除了描写日本传统的美之外,我写不出任何东西｡”但是川端康成在创作时吸取了西方一些先进的创作手法,如采用了“新感觉派”及“意识流”等手法来表现东方文化的“虚无”和日本民族的传统美｡日本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被认为是典型的西方派作家,然而,他把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和“自我体验”及日本的社会联系起来,试图让日本国民“质疑”日本的现实社会,他作品中有关“峡谷山庄”,“乌托邦”的描写有浓郁的东方文化的气息｡
无论哪个文学大师无一不是立足于本国的传统文化的根基上,充分吸吮各国的长处才能打造出一些不朽之作｡现在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在“道德大滑坡”､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中,我们文学工作者决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不能否定文学的功利性､文学的社会属性｡或者说现阶段不能否定文学的功利性｡
文学的边缘化本不应属于当今处于转型之中的中国,我们当今的社会､时代在呼唤着英雄!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东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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