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当代文学的“文学性”和现实观
作者：乔焕江
由此，如何使出现在虚构作品中的真实保持与生活真实的深层联系，就是处理“文学性”吁求与介入现实的使命之间“矛盾”的关键。这里，我们可以借用T•S•艾略特一个概念——“事实”。艾略特在《批评的功能》一文指出：“我所能够发现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批评家必须具有非常高度发达的事实感。……任何一本书，任何一篇文章……只要它们关于一件艺术品提供了哪怕是最平凡一类的事实，就是更好的一项著作，胜过期刊或书籍中十分之九的最自命不凡的文章。”⑥艾略特这里所说的提供“事实”的批评指的是作家的批评文章以及作家在创作中通过自己的手艺(加工、砍削、组织材料)所体现出来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批评”。这个“事实”当然不就等于生活现实，它同时把文学艺术自身隐秘的“事实”规律囊括在内。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艾略特这种说法并非鼓励所谓的文学自足，而是从反思和批评浪漫主义以来文学和诗学观念(诸如风格上的个性化，更毋论题材上的个性化)角度提出的。他的“事实”是一个更大的“体系”中的事实，是“我们所能控制的最外面的领域”更外面的领域。也就是说，文学创作隐秘的“事实”并不只是作家个人生活和所掌握的艺术观念那个小天地，而是作家自觉进入的在观念和表层现实下面流动着的 “事实”的河流。在这条“河流”里面，艺术创作规律与人类生存规律“水乳交融”。在艾略特看来，这个作为“真理”的“事实”，甚至是我们所无法完全掌握的，但就是这条河流容纳了文学创作的规律。也就是说，在 “事实”这个层面，文学真实流淌在生活真实的河流里面。因而，我们可以说，只有这种能自觉走出“个人化”和“纯文学”观念的文学才能提供“事实”，只有这样的文学才能有效面对进而处理文学真实和生活真实的“矛盾”。
也因为存在这样的“事实”之流，我们同样应该反对那种轻易完全放弃“文学性”追求的做法和“文学终结”的说法。我们不应该急功近利地指望文学一下子切中肯綮地抓住现实或时代的关键问题，这一方面不那么现实，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对事物真实状态本身的僭越。文学作品必然要通过呈现关于具体事物的经验而对生活真实既记录又把握，这里我们可以借用当代理论家吴炫的一个关键概念——“穿越”现实。⑦就我的理解，“穿越”应该是对附着在具体事物上面的形形色色文化观念的穿越，进而达至对某种活的经验的捕捉，在个体与现实之间建立起一种开放的联系。这种捕捉本身实际上起到抵达某个更真实的历史时空中事物真实状态的作用，而同时，个体的艺术创作也因身处现实中潜在流动的“事实”之流，而显示出独特但又恒久的魅力。甚至我们可以想得更远，文学真实一方面应该具有“穿越”现实的能力，另一方面应该具有“淹没”现实的能力，其实更准确一些，应该说是文学忠实地记录了具体事物真实状态及其现实要求，从而淹没了现实境遇中某些看似权威的框架和格律，由此，进一步的社会变革和创造才能从文学中得到某种可贵的资源。
当然，相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而言，新世纪文学所展示出来的对具体事物的理解和把握能力，也即对生活真实中某些局部经验的把握能力，总体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似乎可以说，在生活真实进入当代文学作品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保持某种程度的乐观。不过这种乐观是比较可疑的。因为当代文学中多数作品对具体经验的记录，所欠缺的恰恰就是这种“穿越”并“淹没”或者说漫过现实的能力。穿越和漫过其实就是对边界的打破，就是对钳制性时空的逾越。所以，当代文学作品虽然大量地写个人生活志，写民族志，但通常都非常容易地被转换成某种文化符码，为现实中新的意识形态力量所编织，起到装点而不是打破和逾越现实边界的作用。
三
当然，展示具体事物真实状态及其吁求的文学其实是一种理想状态的文学，这个要求对文学也差不多是一个最高的要求，我们甚至完全可以将对“文学性”的追求与之合一。然而，即使不以这个最高要求来衡量，当代文学仍然难以逃脱“与现实疏离”的诟病。我们知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实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很多重大的社会问题次第出现，比如新的社会分化，三农问题等等。而与文学实践者关系更为重大的问题是，在这个社会转型背后伴随着各种文化力量的重新洗牌，这个过程同时也是文化领导权的重新争夺的过程，只是这个过程因为蒙上了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等类似物竞天择观念的面纱而显得不那么政治化。但是倘若我们想到葛兰西早在上世纪早期提到的文化霸权⑧问题，面对这一过程就不会显得那么被动和不自觉。在当下境遇中，新世纪文学倘若迷恋于新时期文学一度创造的所谓高雅和独立的时空，显然就会变得像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没落贵族一样，最终只能在自我抚摸中走向死亡。
当代文学中矛盾最突出的问题也许就是展示个人经验和传达集体经验在文学作品中的权重问题。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作家的个人经验和集体经验以及不同作家的个人经验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而正是对这种不可通约性的展示带来了文化思想之新的可能，带来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但我们要说的是，假如作品中呈现的个人经验连组成和影响社会和文化空间的主要变化、主要问题都没能有所观照的话，这不可通约的个人经验是否有效?这并非要求作家们都去写三农，都去写贫富分化，也不是反对他们写都市生活中的男男女女欢情薄爱，更不是反对他们写非常个人的困惑和发现。我们有理由质疑的是：当时代生活现实中某些重大问题直接导致作家个人自在时空显得可疑的情况下，作家们有什么理由心安理得地摆弄自己的情调?确实如此，当代文学中大多数呈现个人经验的作品很大程度上都陷入了情调的圈套而难以摆脱。这样的个人经验与集体经验固然不可通约，可是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甚至具有反面的意义。反过来，我们要强调新世纪文学应该加强集体经验的权重，不过这种加强并不意味着要求作家都直接去写重大问题，也不是要求他们一味认同集体经验，而是希望作家尊重现实中的集体经验，使自己的个人经验保持对集体经验的开放性和对话性。开放和对话，这两者至少同等重要。意大利符号学家、文学理论家艾柯曾经发明了“模范作者”这一与“经验作者”相对的概念。在他看来，“模范作者”是自觉地既对自己的创作经验总结又不断意识到自己经验域限的作者。他认为：“没有人能活在瞬间的现在里；要感谢我们连贯的记忆，让我们不管把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历史和神话)事情和事件连接起来。”“如何处置小说闯入生活对历史的影响力?我不想说我在小说林中的漫步能拯救当今世界的悲剧。然而，这些漫步让我们了解了小说塑造生活的机制。时不时的，其产生的结果会天真愉悦……但另一些时候，生活被转化成了噩梦而不仅是梦。厘清读者与故事、小说与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能让我们配出一剂药方来治疗昏睡中的理性，正是它催生出怪兽。”⑨在当今的文化语境中，生活现实在虚构程度上并不弱于文学作品，而前者的虚构能力甚至正是对文学虚构的仿写。在艾柯看来，“一个无可辩驳的虚构性信号并不存在”。因而，作家有必要对自己所坚执的“文学性”不断反省，敢于打破自划的边界，向更广大的生活经验开放以求得更具“穿越”效能的文学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