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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桑塔格的启示
作者：周树山
知识分子
按照时下的定义，基辛格博士应该算这个世界上顶尖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研究不仅影响了美国的内外政策，而且他本人还进入了公共权力的操作层面。他从国务卿的任上退下后，据说又去当他的博士了。美国和西方国家权力的智囊团是在大学和研究所里，所以他们那里盛产公共知识分子。
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你一旦成为“智囊”，也就进入了某种权力机关，大学里一般的教授和研究人员、作家和独立撰稿人除了本行的研究和写作之外，想对时政说些什么，一是缺少平台，二是很难产生什么作用，所以想“公共”起来不是很容易。据说中国如今也有公共知识分子了，某权威媒体还推举了50位在中国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立刻有一位知名的社会学家站出来声明：我是公共知识分子，但我影响不了中国。
中国的传统是，你若想对国家事务有影响，读好了书就去作官一“学而优则仕”嘛。当官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所以中国古时有庞大的文官集团来治理国家。他们不但掌握着国家权力，还掌握着话语权。如果没当上官的读书人想对国事发表一些意见，结果不是坐牢就是杀头。莫说实际的国事不容你置喙，就是和主流的意识形态有些不一样的想法，若形成文字也要摸摸脖颈是否经得住锋利的钢刀。明末的思想家李贽就是个例子，他的著作因不容于当时而屡被官方禁止，最后在狱中用剃刀割断喉咙而自杀。至于清代严酷的文字狱，那就更不用说了。当了官的知识分子是否会回到知识分子的本位上去呢?据我的观察，似乎是没有。最近我看到媒体报道一个当过副省长的知识分子辞官后回到大学里当教授，还带了两名博士生。自己表达了难以掩饰的兴奋之情，云：“回到我熟悉的书房、课堂，再干我终生喜好的写作和执教的本行，真令人惬意!”又云：“我是一个书生……从此以后可以相对安静坐下来看些自己所喜爱的书了，高兴之情难以言喻!”这似乎有点基辛格的味道了。“知识分子——官员——知识分子”。如果这是真的，倒真令知识分子感到高兴和自豪。可是不久这个人却被抓起来了，原来他在任上捅了大漏子，有一千万美元的巨额资金弄不清去路。所谓回到知识分子本位上去，原是为了溜之乎也。一个资历很深的知识分子对此评价说：“我不相信他十分想进入学界，因为这年头不想做官的像大熊猫一样的稀少。”中国的“官本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不会在短时间内解决，像美国那样形成政界、学界和商界的良性循环现在还是一个长久的期待。所以知识分子在本位上“公共”一下，想发出自己不同的声音并非易事。
中国知识分子的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是很弱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就是中国知识人的一种自律规则。明末的东林党标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们那群人里有在朝的，有在野的，是“士”和“仕”，和权势者的斗争是封建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结党有时是为了营私，自然谈不上个人的立场和声音。迄止现代，鲁迅以笔为旗，以笔为枪，和统治者针锋相对，毫不妥协，不群不党，傲然挺立，“荷戟独彷徨”，为了公理与正义，发出一声声愤懑而孤绝的呐喊。他的著作留下了时代的印记，同时闪耀着永不磨灭的思想光辉。这个人，在古老中国拔地而起，成为一座巍然峭拔的山峰，同时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此后，当这个无畏而孤独的身影渐行渐远的时候，和他共同肩着黑暗的闸门站在一起者寥寥可数。顾准是一个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这位思想的先行者在中国悲剧的极端年代，曾以杜鹃啼血式的诤言，力主市场经济、制衡民主与多元文化等等，倡导超越既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实行全方位深度改革。”(高建国《顾准最大的理论贡献是什么?》载2005年第2期《读书》)他对中国现代化命运的思考在当时可谓空谷足音，他在理论上的独特贡献成为思想界的宝贵财富。由于他“离经叛道”，两次被戴上“右派”帽子，对他的批判不断升级，下放劳动改造，最后沦为不可接近的“贱民”，赍志而没。
举这样的例子，固然陈义过高。“六亿神州尽舜尧”乃诗人的浪漫，让大家都成为圣人岂可能哉?可是中国一般知识者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是怎样的呢?作家应该是最活跃最不安分最可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群人。最近我看到一家媒体对作家蒋韵的采访，记者提到巴以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公布了“巴勒斯坦和平呼吁书”，有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500多位作家，包括以色列作家签了名。当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中国作家的声音是缺席的。这些事情对中国作家来说，是遥远而陌生的。蒋韵应邀参加一个在香港举办的“国际作家工作坊”的活动，正值美国对伊战争前夕，每周两三次的文学讨论，本来是讨论拉什迪的小说和写作的自由不自由这样的文学话题，但是最后落到了要不要战争这样的话题上。反对的声音非常强烈，作家们甚至集体签名发表声明，以国际作家笔会的名义致信布什反对出兵伊拉克。蒋韵感慨道：“我感到这样的热忱和激情在中国作家身上已经很罕见了。这个事实让我很震惊。”外国作家对人类命运和重大事件的关切令我们迷惘，我们几乎难以理解在1968年5月巴黎运动中萨特和波伏娃的激进姿态，难以理解当这个世界冷战刚刚开始的时候，1950年站在诺贝尔领奖台上的福克纳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的普遍的恐惧：“精神上的东西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我何时被炸死?”想一想巴以冲突，想一想战争中和战争后的伊拉克，想一想“9·11”事件和日益猖獗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以及难以控制的核扩散，半个世纪前福克纳表达的恐惧决非杞人忧天。
中国知识者对世事的疏离和漠然，对公共事务参与意识的薄弱除了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打压之外还有深层次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上的原因。顾准先生在谈到中国现代国家发展之路时，认为光有制度重建是不够的，必须从西方文化中汲取营养，重视人文重建。他认为西方传统中的个人主义渊源来自于倡导个人尊严和独立，讲究权利与义务誓约的日尔曼骑士文明，来自于个人主义的清教精神。他认为，中国最缺少的是“像布鲁诺那样宁可烧死在火刑柱上也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的个人主义。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曾在1973和1979年两次来中国，她对中国这两次访问有着非常复杂的感情，为此她曾写过一篇名为《旅行反思》的文章，她很奇怪中国给外国访问者看的几乎是同样的东西：杭州同一家产茶公社，上海同一家自行车厂和北京同一个胡同居委会。2000年，苏珊·桑塔格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不是相对主义者，我是在耳闻亚洲与西方文化不同的言谈中长大成人的。好多代汉学家，包括费正清在内，都宣称只要讨论亚洲，西方公民自由的标准就不相干，或者说不适用。因为这些标准源于强调个人价值的欧洲清教徒文化，而亚洲文化在根本上强调的是集体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