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沉潜与喧哗中的建构

作者：崔修建

　　与“知识分子写作”相对，在诗歌和诗人走下神坛，更加人间烟火味的90年代，一种诗歌平民化倾向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青年诗人的作品中，这也反映在他们对语言的反思当中。韩东当年主张“诗到语言为止”，其主旨本来是要把诗从一切功利的目的中解放出来，呈现自己，却被很多诗人做了教条式的理解和机械化操作，他们将语言奉若神明，将诗歌写作演变为语言的技艺操作，陶醉于语言的迷津，将语言降格为取消精神衡量向度，单纯追求语言系统内部操作的快感，出现了大量的语言“空转”，乃至对语言的施暴。对此，周伦佑给出了冷静的批判：“90年代的诗歌写作则要打破这种语言神话，不是不要语言，也不是不重视语言，而是不再把语言看作神圣的中心而迷信它。破除‘语言中心论’便是把诗和诗人从最后一个‘逻各斯’中心的阴影下解放出来，使诗纯然地面对自身。”{11}同样，从90年代的对“民间写作”和“口语写作”的大量的批评文本中，我们也不难看到诗人与批评家们对人本主义和自由精神的追求，而且这种自觉追求越来越成为重建诗歌精神的一个重要而开阔的向度。90年代，不少诗评家们还要为诗歌的社会存在的“合法身份”而摇旗呐喊，如“朦胧诗”的崛起和“第三代”诗歌道路的开辟，都离不开诗评家们的充满激情的“话语权威”的呵护。而90年代，诗歌的生存环境已经大为改观，诗歌批评者自然地转换了批评角色，他们在与诗人一同面对诗歌生存困境和探寻可能的前景。如陈超对先锋诗歌冷静的梳理和打量后，敏锐地指出：“与其说先锋诗人是快意的精神浪子，我宁引另一论，他们是不妥协的异化生存／生命的敞开、洞察者，是诗歌伟大精神共时体和求真意志的发展者，是另一种火焰或升阶之书的铭写人”。{12}
　　同时，还要看到，在一个普遍主义价值规范失落的“价值中空”时代，也有一些诗人和诗歌批评家们开始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那里寻找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的方案，但无论是贝尔的新宗教主义、哈贝马斯的新理性主义还是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出自西方特定时期和视域的既成规范，都与中国90年代具体历史语境有着某些天然的隔阂，难以成为令人信服的精神坐标，很多诗人依然处在一种“在路上”的精神状态。 但这种“在路上”的状态，也为诗歌精神的重建提供了生长的契机，“当一种普遍价值原则匮乏的时候，我们不妨保持这种‘价值中空’的现状而去寻求多元价值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不妨抛弃所有传统和西方既成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价值原则，而走上个人化、多极化的诗歌发展方向”。{13}批评者的这种宏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无疑会自信地将诗歌精神的建立引向更为辽阔的天地。
　　
　　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碰撞中找寻出路
　　
　　置身于全球化时代背景中的年代诗歌写作，随着诗歌交流的日益广泛和便捷，在推进诗歌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西方创作观念、路径、成果和经验等几乎每一个层面，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借鉴和汲纳，各种流派和各类写作，无论是“知识分子写作”，还是“口语写作”，还是“中间写作”，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或机智或笨拙地融汇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的诸多诗学因子，呈现出一种或巧妙或生硬的“杂糅”。批评者们对90年代诗歌写作中的种种“杂糅”或耐心或急躁、或简单或细致的梳理与澄清，自然也就成为90年代的诗歌批评一道道惹人注目的景观。一时间，围绕着诗歌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的碰撞与汇通而进行的诗学建构，因批评者的出发点、立足点和侧重点等诸多的差异，而引起诸多的纷争便不可避免地频频发生。
　　80年代以来，受急剧变化的社会思潮的猛烈冲击，诗歌界日益淡忘传统、远离自身的文化，尤其饱受音像、广告、时尚快餐文化等熏染的年轻诗人们，在生吞活剥了大量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理论后，在一知半解了西方大师们的文本后，纷纷开始沉迷于新鲜的快感刺激和花样翻新的语言游戏，无论是诗歌资源的利用，还是诗歌语言和技术的探索，都不同程度地陷入无端盲从或浅尝辄止的无序的杂乱之中。对此，著名诗人评论家郑敏急切地指出：“21世纪的文化重建工程必须是清除自己对文化传统的轻视和自卑的偏见，正本清源，深入地挖掘久被埋葬的中华文化传统，并且介绍世界各大文化体系的严肃传统……应当大力投入文化教育，填补文化真空，使文化传统在久断后重新和今天衔接，以培养胸有成竹的21世纪文化大军。”{14}毫无疑问，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重新审视与反思，进而走向广泛、多元的文化、艺术形式整合与创造，不仅推动了新诗创作，也拓宽了批评的文化视域。
　　其实，所有对传统的变革都不可能简单地与传统一刀两断，不可能彻底地否定传统，不可能虚无地从零开始，而是在传统的承续中变革，并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如何承继和发扬汉诗的优良传统，在当下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理论，以郑敏、谢冕、吴思敬、王光明、陈旭光等为代表的诗评家们做了大量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观点。如在批评９０年代大量诗歌缺乏历史与现实关怀时，谢冕在充分肯定了以朦胧诗为代表的一些具有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的诗歌创作时，真诚地指出：“这些富有历史感和使命感的诗，有相当沉重的社会性内涵，但又通过鲜明生动的语言得以传达。它们并不因理念而轻忽情感，也没有因思想而牺牲审美。”{15}也就是说，在90年代，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等传统的“诗言志”的理念在诗人和诗歌中的闪耀，不仅可以体现诗的传统品质，而且可以因对社会历史的“在场”的自觉而成为当代诗歌亲近受众的一种明智的选择。
　　相对于80年代激情涌动狂欢节般的群体化写作，90年代的诗歌写作更多地呈现出鲜明的“个人化”倾向，“诗人们冲破了集体命名对个人的遮蔽，各自按自己的美学观和对诗的理解去静静地写自己的诗，他们强调的是一个既与传统的文化潮流不同，又与其他诗人相异的一种个人独特的话语世界，从而进一步促使诗向自己的本体复归”。{16}不容置疑，实现诗歌的本土化，成为90年代诗歌写作的一个自觉。对此，诗评家们敏锐地发觉：深受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90年代的诗歌写作中无论是主题还是意象的选择，还是语言和技巧的打磨，都已深深地打上了西方的烙印，诗人的“本土化”理想要么流浪在无端盲动的路上，要么在向传统后退中趋于保守，要么简单地非此即彼地取舍。这一时期，诸多诗评家也为如何真正实现诗歌“本土化”寻找着理论依据。几乎是不约而同地，一些诗评家们发现了“知识分子”写作的领军人物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张曙光、陈东东等人受西方诗歌明显的影响和对西方资源的大量汲取，因这些汲纳的惯性作用和超越的乏力，使他们在“化西”的努力中，不知不觉地被“西化”了，离他们主张的西为中用的“本土化”似乎愈来愈远，他们的写作被指责为“翻译语体”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当然，也有一些批评家在对他们的一些优秀文本的深锐透视中，敏感地发现了闪现其中的某些可贵的创新点，甚至预言其有可能拓展为新诗发展的一条通道，如王光明在剖析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90年代诗歌的尴尬遭遇时，认为：“时代的语境变了，诗人对语言与现实关系的理解也与过去不大一样了，诗正在更深地进入灵魂与本体的探索，同时这种探索也更具体地落实在个体的承担者身上。”{17}这样，就抛却了非此即彼的简单而泛化的批评，而是更加重视深入到具体的文本当中，平和地探讨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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