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异域艺术接受论
作者：杨健平
二､特殊的审美效应
在接受异域艺术时,主客体之间的“异质错位式”对应关系,必会带来一系列特殊的审美效应形态,它们与人们在接受本民族艺术作品时所出现的审美效应形态是截然不同的,主要分以下几种:
抵御效应
所谓抵御效应,就是指审美主体在接受异域作品时,对于那些难以理解的陌生的或引不起兴趣的异质审美信息加以排斥和抵御的审美现象｡在接受异域作品时,这种现象普遍存在着,它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种是对异域作品大多数､甚至全部审美信息的排斥,这多表现在主体对不理解的异族的绘画､音乐､舞蹈､雕塑等视听艺术的接受方面｡例如对于中国人来说,“以形传神”“情以物动”的传统欣赏习惯仍在民族审美心理结构中占有重要位置,所以许多人不理解背离了中国传统艺术表现法则的西方现代派艺术,不明白抽象艺术家用那样的线条､色彩或几何图形构制的抽象形体究竟为何意,因此,在接受时就将许多在异族接受者看来是重要的审美信息排斥掉了,所以也就得不到什么审美感受;而西方人对他们听不懂的一些中国古代戏曲等艺术的接受,同样常出现此种效应｡不过,这种对审美信息的全部排斥现象还是不多见的｡
第二种是对异域作品中部分审美信息的排斥｡它主要表现在对异域的文学､电影､戏剧等作品的接受方面｡因为这些体裁的作品既不像前面的视听艺术那样几乎完全依赖感官对信息的适应而接受,同时又具有信息容量大,可以蕴藏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的优势,所以,有许多内容是可以通过主体审美心理结构的同化和改造而被接受过来的｡尤其那些表现丰富人性的作品,更易得到人们的接受和认同｡但这种接受总是与排斥交替进行的｡接受的是能够被理解的部分,排斥的是那些具有异质文化意味的难以理解的部分｡可以理解的信息,不断在主体心中得到强化;不易被理解的信息,则渐渐被淡化直至被排斥｡接受与排斥就是这样此起彼伏,各呈现自己的特殊流向,又从不同方面共同影响和制约着整个审美效应系统,使总体效应自成一体｡
抵御效应往往使人们在审美中有一种失望感､迷惘感｡为冲破这种审美隔阂,一些本可以读懂异族原著的鉴赏者宁可阅读本族译者的译著｡钱钟书就曾这样说:“我这一次发现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理由很简单: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高明得多”｡⑥其实这所谓“高明”,就在于林纾的译文对于那些容易引起排斥效应的原著中的某些内容做了民族化的处理,使本族鉴赏者更易接受｡
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为了使本族接受者在欣赏异域作品时尽量减少抵御效应,许多异域作品被输入本国时,都经过译者､改编者的多次删改和加工｡就拿莎士比亚戏剧来说,自从其1914年被搬上我国舞台以来,几乎每次演出都经过或大或小的改动;老舍的《茶馆》八十年代在德国上演时,担任同声传译的德国翻译将原作对话中百分之十的内容看作是不易被理解的,因而也把它们删掉了｡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对排斥效应的征服｡
证异效应
所谓证异效应,是指人们在进行跨文化艺术交流中,异域作品在审美主体心中所引起的一种否定性､批判性的审美效果｡也就是说,有些作品,它在本民族欣赏者中本来产生了肯定性审美效应,但在其他民族中却不被接受,引起了与之相反的审美反应｡这时,接受主体往往通过对异域作品的否定和批评来排斥他者,从中证出他文化的与己之异，进而认同自我,维系本民族文化｡
证异效应的产生原因,主要的还是来自于审美主客体所存在的差异性｡如前所说,东西方文化无论在文化观念､风俗习惯和审美趣味等方面都存在着各自独特的价值取向,它必然表现在各自的艺术作品中,于是人们在接受异域文化艺术作品时,也最容易产生不同文化之间通约上的障碍｡这里的所谓通约(commensurable),指的是不同文化之间可以互相理解,相互阐发｡但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尤其在两种文化出现明显矛盾和对立的时候,很难在一种文化系统中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来阐述另一种文化系统中的不同内容｡美国学者约翰·波宁就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可译性和不可通约性,⑦而文化的误读恰好就在这时产生了｡
在进行跨文化艺术交流时,当异域作品中的价值观念､审美追求与本土文化发生明显对立时,接受主体往往首先感觉到的就是审美心理的不适,甚至还会出现审美的反感(关于审美的反感,马克思曾有过论述,不过他主要是从审美对象的道德低俗角度来谈的,其实,当人们在接触到异域艺术中与本族文化精神完全对立的内容时,也容易出现这种审美反感)｡于是,审美主体也就采取了否定的审美态度｡
在跨文化艺术接受中,异域作品所表现的文化内容和形式与接受者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异越大,就越容易引起主体对审美对象的否定,从而产生证异效应｡
证异效应的表现形态虽然比较复杂,但它还是要从审美主体对于异域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否定和排斥来表现出来,所以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表现在主体对于异域作品的艺术形式的否定方面｡
也就是说,当异域艺术的外在表现形式不适应主体的民族审美趣味,甚至与主体的民族文化艺术趣味相悖的时候,就会引起主体的否定｡如在绘画方面,中国古代画家颇重笔法､韵味,所以对讲求解剖透视､光线和色彩的西洋画就极不习惯,他们看到西方的一些绘画艺术常常就有审美的不适感,加以否定,指责它们是“笔法全无､虽工亦匠”､“不入画品”;而讲究解剖和透视的西方人看到了中国画后同样曾加以反对和指责｡对《达摩面壁》等中国画,西方人看了就说是“不合比例”“不合透视”,首先在形式上给以否定和证异｡在这方面,俄国的托尔斯泰对于贝多芬的交响曲也有过发难,他极带偏见地说:“村姑们的歌曲是真正的艺术,它传达出一种明确而深刻的感情,而贝多芬的那首奏鸣曲(作品第101号)只是一个不成功的艺术尝试,其中没有明确感情,因此它没有什么可感染人的｡”这显然是在以民族审美趣味的偏见及其保守性来排斥异族艺术｡同时也说明,不同民族在审美感知习惯上的差异乃至对立,往往会直接引起对异族艺术的否定｡
其二,证异效应还表现在接受主体对异域作品中的深层文化观念和情感内容的否定方面｡
我们知道,不同民族的艺术作品,在其深层结构——观念情感层总是蕴藏着不同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情感方式､审美趣味等内容, 在接受异域作品时,一旦作品中所表现的这些内容与审美主体民族审美心理结构中的观念情感层内容相悖逆和矛盾时,就会引起主体对作品这一层面内容的否定,从而产生证异效应｡
1904年,近代翻译家林纾与魏易曾把英国作家哈葛德的小说《迦因小传》进行了全译,忠实地介绍给当时的中国读者｡而这个反映迦茵与亨利不顾父母之命,进行自由恋爱并未婚私孕的故事,一经进入当时中国人的审美视野,就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道学家大声质问:“未嫁之女儿？有私孕,其人为足重乎?不足重乎!”有的则忧虑,如果把这类“女子怀春”的故事一并译入,“贞操可以立破矣!”“西人临文不讳,然为中国社会计,正宜删去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