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现代性”的迷思

作者:周新顺




  通过以上的简述,从表面上看,李欧梵、王德威都把考察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着眼点放在晚清,客观上都突破了传统的“五四起源说”,把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源头推向了晚清。但是如果深入考辨,也会发现他们话语体系中的细微差别。李欧梵细致地推衍了晚清现代性由印刷媒体所营造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公共领域空间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冲击而兴起的过程,可说是一种地道的“起源论”,其思路不脱传统“冲击——回应”说的窠臼;而王德威事实上并没讨论晚清的现代性“如何兴起”之类的话题,他一再强调的则是梁启超倡导的“新小说”兴起前,“中国说部的变动已不能等闲视之”,并认为“西方的冲击并不‘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而是使其间转折,更为复杂,并因此展开了跨文化、跨语系的对话过程”。⑥其次,李欧梵由探源而析流,对两种现代性传统在中国既统一又对抗的发展脉络给予了清晰地呈现;而王德威并不热衷于区分这两种现代性,只是笼统地展示了晚清现代性中的多种可能性,但同时,他由晚清现代性的“多声复义”到五四时代的“独沽一味”,这种“压抑”之说似乎又与李欧梵关于两种现代性既统一又对抗的论述多有类似。凡此种种,仅仅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言说方式,还是暗藏着某些貌合神离的内在差异呢?
  其实王德威的确是别有怀抱的。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中他有一段重要的自白:“重新评价晚清小说并非一场为中国现代小说找寻新‘源头’的战役,或将曾被拒斥的加以复原……我的取法不在于搜寻新的正典、规范或源头,而是自处于‘弱势思想’,将一个当代词汇稍加扭转以为己用:试图拼凑已无可认记的蛛丝马迹;试图描画现代性的播散而非形成。”⑦王德威认为,“在每一革新阶段,我们都可以看出前因后果的逻辑。然而这些因果逻辑之所以清晰可解,正在于它们出于‘后’见之明”。⑥也就是说,文学的发展历程有头有尾,有因有果,有清晰的逻辑关联,仅只是出于后人的话语陈述,不一定是其本来的面貌。因此,他要做的,正在于走出这种“后见之明”的圈套,将晚清文学“重新放回历史的语境之中”,⑥“去想象历史偶然的脉络中,所可能却并未发展的走向”⑥,或者用他的另一番话说,就是“重理世纪初的文学谱系,发掘多年以来隐而不彰的现代性线索”。⑥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看到,王德威的这套思路其实是与法国学者福柯的“知识考古/谱系学”(archaeology and genealogy)暗通声气。曾经翻译过福柯名著《知识的考掘》的王德威,在另一篇文章中这样表述他对福柯的认识:
  
  福柯猛烈挞伐传统历史学者,认为他们擅自为历史‘编造情节’(emplot),使历史仿佛成为一平顺、有因有果的人类经验记述。福柯认为代替传统史学著作‘整体性’(totality)、‘真理’及‘关联性’(coherence)等被奉为圭臬的目标的,应当是对历史‘不连续性’、‘断裂现象’及‘事物四散分崩’(dispersions)的寻求,如此方能重新组成对过去‘知识考古式的’(archaeology)甚或‘探源研究式的’(genealogy)了解”。⑧
  
  事实上,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文的结尾,业已自供他“从典范边缘、经典缝隙间,重新认知中国文学现代之路的千头万绪”,是一项“福柯式(Foucault)的探源考掘的工作”。⑥其出发点是“志在搅乱(文学)史线性发展的迷思,从不现代中发掘现代,而同时揭露表面的前卫中的保守成分,从而打破当前有关现代的论述中视为当然的单一性与不可逆向性”。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凸显了王德威与李欧梵的实质性区别。尽管李欧梵标举不拘一格的“狐狸型”学术姿态,⑨但他对中国文学现代性起源的重新定位及其对两种现代性发展脉络的梳理,其根底却是一种基于资料与考据的经典的历史分析方法。而王德威所阐发的,则是一种后现代的思维方式,其要义是颠覆线性发展的历史观和具有前因后果的历史本质主义。因此,对王德威而言,这不是一场找寻新“源头”的战役,他的“目的并不在于以‘晚清’取代‘五四’,再造一个历史的新纪元,而是通过解构‘晚清’与‘五四’的二元对立来进一步解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并进而质疑历史的进化论、发展论和方向感”。{10}近年来,王德威出入于两岸四地及海外华文文学的广大领域,探勘“知识地理”的无限天地,“重整汉语文学谱系”,{11}所进行的一系列批评实践,其实都不脱这种后现代性的解构思路。
  当然,这样分析李欧梵与王德威的异同,并不带任何价值偏向。李欧梵的历史分析方法固然谈不上前卫,但是正如他本人对后现代主义“历史终结”论的质疑所提出的,难道历史就真的没有意义吗?{12}况且李欧梵学术作品的资料之翔实、立论之持重都是有目共睹的。而王德威化用后现代方法对中国现代文学所进行的阐发,固然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新鲜的思路和观点,但一剑双刃,他那种“我注六经”式的治学方式中存在着的立论失据、过度阐释乃至误读现象,也同样受到很多研究者诟病。{13}纵观人类学术史,方法和潮流何止万千,而伟大的作品与天才的发现,所倚重的还是永不止息的探索精神和足堪与对象世界对话的学养、才情,更可以说,是一种与对象心意交通而至于迷狂的境界。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①据李欧梵推断,中文“现代性”一词是“近十几年才造出来的,甚至可能是杰姆逊教授来北大做关于后现代性演讲时,连带把现代性的概念一并介绍过来的”。见李欧梵:《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李欧梵著《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按:杰姆逊教授到北大做关于后现代性演讲是在1985年。
  ②李欧梵《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见李欧梵著《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同上。
  ③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见李欧梵著《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同上。
  ④李欧梵《漫淡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见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12月。
  ⑤李欧梵《追求现代性(1895——1927)》,见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同上。
  ⑥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见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⑦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
  ⑧王德威《历史·小说·虚构》,见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同上。
  ⑨李欧梵:《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⑩李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两种读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一期。
  {11}季进《文学谱系·意识形态·文本解读——王德威的学术路向》,《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
  {12}见李欧梵、陈建华在《天涯》1999 年第四期上发表的《“文化研究”访谈录》一文。
  {13}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篇质疑性文章如冷露的《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二期)、王彬彬《胡搅蛮缠的比较——驳王德威<从“头”谈起>》(《南方文坛》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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