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终结　错位　原创

作者：许玉庆

　　对“７０年代出生”作家的评论是当代文学批评中“代际”批评中的热点，如果我们细加甄别，我们就不难发现很多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对女作家、女性写作当然可以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但是，可是如果我们认真思考卫慧、棉棉等人的创作，再比较同时代其他女作家的创作，我们就不难发现问题的症结。这里显然存在着“错位”问题。首先，“７０年代出生”的作家创作已经与陈染、林白为代表的“６０年代出生”作家有着截然不同的创作理念，她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批评家与出版商、作家在市场文化语境中共谋的产物，再用女性主义理论来批评文本中的“性”显然就出现了“错位”。其次，即便是同为“７０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作为创作个体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显然，卫慧与盛可以就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一个批评者如果不考虑批评客体的文化语境，不甄别客体的特征，完全依靠现象的外在表征妄加批评，其结果是不但失去了批评作为一门学科的科学性，而且造成了批评领域秩序的混乱。批评家吴义勤将这类批评归结为“不及物”批评：“先找好了‘理论’，然后再从文本中寻求佐证，一篇评论往往变成了对某一种理论的演示。”⑧这种批评思维就是没有回到文本自身的大而化之的“模糊批评”，是一种忽视文学批评科学性的批评。批评家孙绍振在谈及此问题时也说：“对于一个真正的学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对于学术大师的超越，而超越不是凭空的狂想，其基础就是自己对于文学作品的特殊的体悟、独特的发现、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独创的理念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观念的系统。没有第一手的对文本的悟性和特殊的解读，就谈不上在理论上的创造和突破，满足于当学术摊贩，一辈子研究文学，一辈子不懂文学的悲剧，并不是个别现象。”⑨
　　同样，当下为中国批评家热衷的文化批评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这种批评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有的评论家以文化批评代替文学批评，将文化批评结论强加于文学批评。后果显然是非常严重的，它一方面无限制地扩大文学批评的范围，几乎将所有的文本都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视野，而文学性则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了；另一方面，它消解了文学与文化的界限，在研究过程中你根本无法分辨哪些是创新性的文化成果，哪些又是庸俗化的文化现象。众所周知，文学批评是对文学文本的文学性的评价，文学史是文学性独特的经典文本构成的历史。这就告诉我们，时尚文化中成为热点的文学文本并不一定就是文学价值较高的作品。上世纪５０年代“大跃进”时代的诗歌，它那空前的想像力并不能掩盖其文学性的贫乏；美女作家们的畅销书乃至长销书，也不能体现其文本中原创性的贫乏。相反，某一文学经典在它刚刚诞生时可能惨遭冷遇，事实证明这也不能证明其在文学史上没有自己的地位，像建国后的钱钟书、张爱玲等作家的小说所遭到的冷遇，像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在出版时惨遭拒绝的境况。如果把文化研究代替文学研究的话，很可能一部分时尚的、哗众取宠的东西就会堂而皇之地进入文学史的殿堂，这显然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当某些被炒作的文本被无限地抬高以后，最终失去学术秩序的就不仅仅是文化研究。学者温儒敏在谈及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时说：“如果认真品读某些文化研究的论作，会发现一种现象，那就是比较大而化之，从‘大问题’出发常常又回到‘大问题’，经不起琢磨，它毕竟和注重个性创新的文学研究大不一样。这种缺失是‘先天’的，因为文化研究基本上属于社会学科，可以归类到社会学，它的动力常常直接来自现实的诉求，它的着眼点不在经典的文化，而主要是时尚文化，它对艺术个性和创造性也缺少兴趣，或者说这不是其长项。”{10}
　　从以上两例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由于文化语境的不同，由于批评者的理论修养的不足，由于没有一种“中国意识”“问题意识”，当代文学批评中工具与对象的“错位”问题屡见不鲜。当新批评、精神分析学、语言学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文化批评等给我们提供了崭新的批评武器之后，我们是否在运用他们的时候认真分析过它们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局限性？它们是否适合批评的对象？不适合又应当怎样进行改造呢？我们是否依然顺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期待西方再输给我们什么理论？“一种批评方法的诞生，总是由于批评对象（作品）的特定需求所致；一种批评方法的意义和效用，也总是要在实践中因为成功地把握了作品某些需要被挖掘的内容而成为可能。”{11}我们在批评实践中能否提出自己的批评方法呢？
　　
　　三、原创性与批评理论的建构
　　
　　前面已经说到，当代文学批评应当基于解决中国文学自己的问题，致力于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最终形成自己的理论。但是这并非是认为一种理论只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而没有一定的普遍适应性。西方学者称２０世纪是“批评的世纪”，他们的确在研究中形成了许多学派并提出了各自富有说服力的科研成果，像“伯明翰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像精神分析学、新批评、新历史主义、“大众文化”理论等等。但是，作为人文学术研究领域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我们的“批评的时代”是否已经到来了呢？这就是一个颇值得思考的问题了。如果这种繁荣仅仅是指不断移植、借鉴西方理论体系的话，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进入了“批评的世纪”，但是，如果是指不断诞生“原创性”的批评理论而言，我们就会面对一个相对尴尬的境地。按照批评家吴炫的观点，批评方法的原创性应当基于自己的对世界的独特理解，而我们长期以来却满足于对别人的模仿，我们认为只有借鉴和模仿才能使得我们的文学批评走向现代化，那么，中国当代批评学的建构从何而来？这无疑已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忧虑。
　　近百年来，中国文学批评没有诞生自己的批评理论，更没有出现大师级的批评家，这要从批评的现实中寻找问题的根源。进入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批评开始了致力于理论建构努力。批评家们结合西方文学理论和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实践，努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例如，发轫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并持续至今的“第三种批评”、陈思和等学者建构并应用于当代文学史重写的“民间”与“潜在写作”、王一川的修辞论美学，还有长篇小说文体研究、新历史主义叙事、文艺心理学等等，这些理论的建构与实践在当代文学批评中正在发展过程中。“第三种批评”的倡导者之一、著名学者吴炫，通过多年努力初步建构起了“否定主义”理论体系，并针对当代文学的局限性加以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批判》（学林出版社）《中国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对新时期以来的重要思潮、作家、作品加以重评；陈思和、王光东等学者运用“民间理论”、“潜在写作”重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公认的具有创造性的成果；王一川的“修辞论美学”在当代文学批评中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文学批评、影视文本的探究等方面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批评视野；郜元宝在“第三种批评”的建构过程中，致力于现代汉语语言学批评，撰写了《音本位与字本位——在汉语中理解汉语》《１９４２年的汉语》批评文章。他们的努力说明，首先，当代文学批评可以在借鉴中西方文论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话语，它们源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从而对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问题有着更直接更深入的认识。其次，尽管这些理论存在着种种问题和局限，但是它们毕竟为我们的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视野，功不可没。王一川在谈论他的修辞论美学建构时，深有感触：“作者既不满足于国内重内容而轻形式的认识论美学，也不愿意把西方 ‘语言论美学’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而是提出了‘修辞论美学，”{12}再者，一种理论的建构需要较长时间努力，甚至是几代人的成果，因为它需要理论家深入批评现场，发现问题症结，在反复实践中形成自己的文学观和价值观，“创造在于难度”，“只有创造才能拯救经验和思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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