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罗兰·巴特文本理论与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之比较
作者：黄光伟
写作在消除意义的同时又产生意义,而意义的垄断和人为的限制,在写作的过程中被粉碎了,写作的本质乃是“编织”意义多元化的巨大的网络,这是一个没有终结的活动,一种对专断意义的“革命”和“解放”｡巴特惊人的宣判了“作者之死“｡作者在这里不仅是一个写作的主体,而且也是一个意义垄断的主体｡宣判“作者之死”,就是意味着读者的诞生,意味着结束意义专制和垄断的时代的到来｡由此,巴特提出了一系列富有独创性的概念和思想,如两种“写作”,“及物的”写作和“不及物”的写作｡也由此,巴特提出“可读的”?穴lisible?雪文本与“可写的”?穴scriptable?雪的文本｡前者中的能指与所指有着清晰的对应关系,其意义是确定的,具有以反应现实这样一种假定为先决条件;而后者要求关注文本语言本身的性质,它让能指自由发挥作用｡对于这样的文本,读者不再是被动的消费者,而是主动的生产者｡他们通过能指的自由活动透视文本中来自其他文本的影响(互文性),聆听不同信码的声音从而参与写作,领略这种自由写作的快乐｡“可写的文本”是等待读者再发现､生产意义的,是建构性的､未完成性的,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尤其是他的“作者之死”的提出就是反对唯一的意义本源,抗议古典文本那种专断的意义中心化和一元化｡
巴赫金的“复调性”,潜在的目的就是针对“独白性”的专制的､垄断的话语霸权,就是追求不同层面的声音独立而平等话语权,就是为将来可能出现的“对话性”的社会实践开辟道路｡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与巴特的文本理论一样也有谋求“自由”､“解放”的理论诉求｡不同的是,巴特是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享有相对宽松的言论自由,占有较丰富的学术资源,他是力图揭示西方社会年深日久的符号运用的真相,采取语言游戏的策略解构､颠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语言符号的中心化､总体化,意义被垄断的现实秩序｡而巴赫金却是在原苏联黑暗､高压､专制的意识形态淫威之下,萌发出“人格独立､平等自由”的渴望,默默的在思想的荒原上为未来可能实现的“平等对话”开辟道路｡在与西方思想界几乎隔绝的年代里,应当说巴赫金的思考与研究更其艰难｡巴赫金的著作大多不能以他的名字发表,而是署名弗洛希洛夫和梅德维德夫｡他曾被流放,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遭受过打击｡但这并没有使他丧失追求真理的热情和力量｡他在遭受不幸时,仍然坚持自己的研究思路,决不盲从政治形势及其要求而改变追求真理的立场｡“他的著作谈的是学术问题､理论问题,是对话､复调､狂欢,但在这些问题背后我们总能感受到巴赫金虽然不好直说,但他是有话要说,我们总能感受到一种深厚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他反对无视人的个性和价值,要求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和价值,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独立存在,而这种思想正是他的对话思想和复调理论的基础……他反对等级和专制,认为生活的本质是对话,思想的本质也是对话,主张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对话的关系,热切向往人的自由和快乐?熏而他的狂欢化理论也正是体现出一种平等对话的精神,一种更替和更新的精神,一种民众的快乐的哲学”｡{10}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讲到一个与“复调性”相对立的概念“独白性”,他将陀氏之前的欧洲与俄国的长篇小说归结为“独白型”,如托尔斯泰的《三个生命之死》之类的小说｡在这种类型的小说中,作者如全知全能的上帝主宰着一切,在冥冥之中俯瞰着人物,人物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甚至内心的秘密都无法掩饰都在其掌控之下｡人物完全受制于作者,体现的是作者的意图,作者过于优势而强大的声音淹没了人物的声音｡作品中即便有人物的对话,但这种对话也完全被小说作者本人终结性的声音所取代,参与对话的人物不过是作者观念的传声筒而已｡这类小说只有作者的声音是独立的､具有充分价值的,而其他人物的声音只能屈从于作者｡“独白性”体现的是作者与人物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作者的声音与意志被高度权威化､绝对化,体现的是人物主体性的失落,人物的生命之轻｡“复调性”要突破的就是作者与人物之间关系上的不平等格局,要颠覆的就是这种由作者独断专行的“独白主义”倾向｡“复调型”小说的主旨不在于展开故事情节､性格命运,而在于展现那些拥有各自世界､有同等价值､有平等地位的各种不同的独立意识｡“复调型”小说所追求的是把人和人(作者和人物)､意识和意识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展示世界是许多具有活生生的思想感情的人在活动的舞台,是众多个性鲜明的独立自主的声音在交流和争鸣的舞台｡巴赫金的“复调性”的核心语义就是“对话性”｡“对话性”与之针锋相对的就是“独白性”｡巴赫金甚至把“对话性”确立在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这一具有文化人类学意义的基础上,对此他写道:“生活中的一切全是对话,也就是对话性的对立”,{11}“一切莫不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12}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又是什么将人类社会中的一切关系联结､沟通起来的呢?这只能是用话语呈现的对话关系｡人类只有在对话中,才能交流思想感情,从事各种社会活动,才能显示出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
(四)､“文本”游戏策略与“狂欢化”诗学,是巴特与巴赫金文化哲学思想相同之处｡在不同的文本之间穿梭､嬉戏､游弋,连缀思想与文明的碎片,彻底消解作品的整一性,作品意义的确定性,进而颠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统一性是巴特的文本实验的重要策略｡瓦解､清除日常生活状态中的钦定的尊卑､等级观念,让不同的人､不同的声音在同一时刻､同一个广场狂欢,在一个特定的仪式性的时刻让人们获得自由与解放,是巴赫金文化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文本理论与“复调”理论都有一个相同或相通的特点,即无论是文本还是“复调”型的对话,都是未完成性的､动态性的､而非静止的､封闭的结构｡巴特在文本理论中区分出两种文本,“可读的”文本与“可写的”文本,“可读的”文本是一种描绘性的文本,“可写的”文本是一种生产性的文本｡关于“可写”的文本,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生产性使得“可写”的文本具有一种开放性,它们可以不断地被“生产”(重写),这与“可读的”文本的描绘性明显不同｡其二,“可写的”文本处于一种永恒的现在时,就是说,他和读者同时存在,不同于“可读的”文本注定回到“过去时”,“可写的”文本的现在时,就是这种文本永恒的生命力和开放性的另一种表述｡文本作为“可写”的“文本”,不是孤立的封闭的作品,而是一个巨大的网络系统,其意义是在不同的文本之间参照､渗透､互证的,也就是互文性｡在巴特看来,所谓互文性,就是一个文本对其他文本引证参照时形成的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文本本身是一个意义生产的无穷尽的循环之链｡